李安

　　本次访谈的时间是2005年1月21日，当时李安正在洛杉矶进行《断背山》的音乐制作。

　　●──《卧虎藏龙》根据王度庐的武侠小说改编。在您开拍前，他的作品的确遭人遗忘，已有许久未广为流传。是什么原因让您重新发掘这部小说并选择采用它？

　　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是因为我的朋友舒国治，他有另一部小说的复印本，他拿来与我分享。我感觉很棒，我爱上这个作者──时间得回到1980年代。《饮食男女》结束宣传后，另一个朋友来找我，认为我应该拍武侠片。我看完五部小说的原著，读到《卧虎藏龙》里描述玉娇龙一跃而下的最后一景，令我全然神迷。玉娇龙的角色在武侠文类中十分稀有，她紧紧揪住了我。读王度庐的书，很明显地随他进入弗洛伊德和希腊悲剧。与他同时所谓的严肃作家，对待通俗作家如王度庐的态度，不是反应激烈，就是反应过度。大众喜爱的剧作家──曹禺，几乎直接临摹(作家如王度庐)。但武侠小说的水平非常参差不齐，你可以找到一些精彩的章节，不过另半部却又十分糟糕。

　　●── 部分原因是这类小说原初以连载形式发表？

　　是的，作者得维持生计。有时他们可能文思泉涌，写得十分精彩，但有时就只是让故事拖下去。

　　不过，当初决定开拍这部电影的原因，不是因为李慕白这个角色。我很喜欢玉娇龙，因为她是那只藏龙──这只藏龙呈现出性压抑，这是最难驯服的部分(笑)。那时候我涉猎到类似原罪的概念，她是那只藏龙，罗小虎则是卧虎，他就没受到那么多压抑。女性角色的确是我投入这个计划的原因。不过从个人角度看，我对李慕白和俞秀莲又多些认同，他们和我是同一类的──好讲道理和团体行动(笑)。一介平民奉公守法，后来成为榜样，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所以我想从他们的眼中检视。但是我的兴趣在玉娇龙。我真正的梦想是探索她的世界。即使我能掌控她的角色，我仍在她身旁刻意注入一些元素，尽可能地保持她的神秘与梦幻。我觉得最好的例证全在电影之中。

　　●── 整体架势十分磅礴，尤其在电影中段有二十分钟的倒叙。那是因为武侠小说的启发？如金庸的《雪山飞狐》中也有一段倒序，并成为故事的叙述枢纽。

　　没错，那是这类小说的写法。对我而言，投入这类型的一个重要动机来自它给我的自由度。它属于B级片(B genre)，非常通俗。所以我想用拼贴的形式，我要从立体派跨到拼贴。我要以更宽广而非狭隘的层面处理，我要让每个片段只需要抓紧主题，不用那么复杂。那正是这类小说的写法。

　　回到当时，没人会为武打片想太多──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得到的事。我没预料有那么多人来看。原先我们只是想借着武打，或许能做出《饮食男女》两倍的商业成绩，但没人猜得到最后会如何。当时武打片在亚洲正在萎缩，已成明日黄花。《理性与感性》之后我想拍华语片，武打片正是我想做的。这出乎我意料，但我真的不能拍B级片。某些事照着那种样子的情形发生，然后经历一连串挑战，但那仍是部B级片。所以在某方面，我不得不向观众和类型片妥协。另一方面，我要做的不仅如此，我想做很多事。我认为这是一种呈现自身和世界位于何处的方式。有的时候电影一炮而红，有的时候像《绿巨人》，反应平平，倒令人火冒三丈(笑)。真是世事难料。

　　●── 您在《与魔鬼共骑》拍过一些动作画面和马上场景，但《卧虎藏龙》的武打编排和吊钢丝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这些情况如何，您与袁和平的合作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全是团队合作。我不会武打编排，那不是我所长。但我又不能只接受他给我的东西，像其他导演一样。我比他更大腕，他得听我的(笑)。导演通常把这些场景分派给动作指导，要他们设计三分钟的打斗，且要打得精彩。可是这么做就失去电影的整体感。我在这部片要的是武打场面，而不只是动作。情节只是个填充物──我想放进武打，让观众盯住那样的画面。所以我黏着袁和平。《与魔鬼共骑》时，我没拍过一场动作，我花了两个星期通盘了解所有事情，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武打的困难度更高，不只是武打设计，还得全面运用电影感。所以我向袁和平学了很多，可是他得忍受我成串废话(笑)！他得忍受我及我的要求，因此在某些层次上限制了他。

　　●── 袁和平本身也是个导演，所以除了武打镜头外，他对其他层面也有影响吗？

　　没有，他从没这么想过……我在戏剧上隶属一线，他从未跨界。但是他对拍摄有相当大的影响。不只关于武打，我从他身上学习和这个类型有关的所有事情，汲取他浸淫业界四十年的经验和发展。袁和平是位杰出的导演和武术指导，是该行的翘楚。而且他非常谦逊，毫不藏私。与他合作，他总是尊重我的艺术眼光，并一同为我带出整部电影的潜力。拍摄中有件趣事，我不断尝试武打动作，他就会提醒我这是电影，我们现在所做的来自京剧，这是京剧，不是武术。这很好玩，因为角色本应对调才是。我是个导演，邀他来担任武术指导。我读了一大堆武书和教范，跃跃欲试。但袁和平提醒我如何拍电影，怎么拍才对。电影是门抽象艺术，必须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对的东西不全是最花哨的。这就是电影感，刺激使得它有趣。

　　●── 除了周润发与杨紫琼接受普通话发音训练外，还有哪些挑战和演员准备角色有关？

　　南腔北调是个大问题，但我记得向来的回答是李慕白原就来自南方。不过偏好是个更大的问题。在章子怡的例子里，我最初无法想象她是个富家千金。这些年大陆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偏好。事实上，我认为大陆的观众是我了解最少的一群。我记得索尼经典(Sony Classics)投资冯小刚的《大腕》时，曾征询我对结尾的看法。显然，中国内地的观众对结尾彻底笑到不能自已，可是在西方却没人有这样的反应。他们要我看看，但某种程度上我对中国内地非常陌生。我对掌握全球的观众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不过对中国内地的华语观众却所知甚少。虽然我们共享文化泉源，但我们的生活经验却非常不同，而他们也与其他的世界不同。现在他们正迎头赶上，拥有自成一格的商业化，但我对他们仍十分生疏。艺术电影则另当别论。我看了《十面埋伏》，难以止住一些莫名的反应。他们藏于事物呈现方式背后的逻辑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和新颖。他们没法用这种方式拍商业电影，所以这类在中国内地的电影的确成为一种新现象，而且现在忽然出现一些大规模的制作……我希望他(张艺谋)能多些帮手。他得从各方借调帮手拼凑每件事，虽说每件事都没错，东西都在那儿，形式既漂亮又完美──那些是眼睛，那些是耳朵──但当你从表面上看它时会觉得很奇怪。但这是他们的特色，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现实。当我们做一些传统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奇怪。在大陆，有过关于《卧虎藏龙》的可信度是如何的争论，不过对我而言，那挺奇怪的──他们了解的武打片是什么？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中国内地禁映这类片三十年，直到近来才从香港引进一些，可武打片是香港和台湾的类型电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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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虎藏龙》和《英雄》曾被一种非常奇怪的媒体观感包围，众多的评论纷纷跳了进来。

　　这真的挺怪的，他们凭什么？他们可以跳进任何事情──他们对此非常在行！在台湾有许多上了年纪的外省人非常喜欢《卧虎藏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看，他们非常高兴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样的电影。所以可信度在台湾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这类电影向来都是B级片，从没有人由A级片的角度仔细检视。当你把电影从B级拉升到A级时，你是在找麻烦，因为大家会开始由过去从没注意到的地方检视所有事情。这是非常好笑的文化现象。非常有趣的是，如果一部电影降到B级类型，这就意味着你不需要严阵以待，可是当你严谨对待时，又会变得问题重重。但这是我的挑战，我从中学到很多。

　　●── 您拍摄《卧虎藏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让剧本能够行得通是最难的。别人能帮我的不多。当然，编剧和詹姆斯都给我很多意见，但仍有很高的挑战性。有很多部分他会说：“是啊，那很中式了，但是这里的人看到这段会笑哈哈！”

　　●── 写作过程十分复杂，有好几位不同的作家参与，用不同的语言写成草稿。

　　是啊，除了我之外还有王蕙玲丶詹姆斯?沙姆斯和阿城。我得综合各方意见让剧本行得通。因为你一旦看得太严肃，就行不通──这类型的好玩之处就在这里(笑)。我写剧本，然后由詹姆斯写初稿大纲。虽然我已准备开拍，但王蕙玲因忙于电视连续剧，有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抽不出身。我们需要资金，所以詹姆斯根据剧本，写了个非常简要的初稿大纲。我们靠这个募集资金，并开始前置作业。那时王蕙玲加入，写出正式的剧本。当詹姆斯读到正式剧本的翻译稿，他对总算有样确定的东西高兴得不得了──这份稿子齐备得像是开始制作的前五天(笑)！接着我们开始写几场戏，基本上是俞秀莲的角色。我们前前后后通过翻译让他们两个进行剧本和场景改写，你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东西在翻译过程里漏失。过程十分困难，因为有些是以英文写出，而你知道中式角色不会这么说。但仍有许多难题绕着俞秀莲的角色打转，她太过保守了。可是王蕙玲拒绝更动那些部分。章子怡或周润发的角色没怎么动，大部分的改写仍是针对俞秀莲。

　　●── 您在拍摄期间仍对剧本感到焦虑吗？

　　我们在拍摄期间仍继续改写！这很痛苦！拍武打片非常难，通常八成的制作日程要留给动作场面。大部分的制作也试着将动作场面挪到特定相关区域搬演。因为那非常费时，你不想到处跑来跑去，但我们的制作横跨大半个中国：在新疆丶北京周边丶河北的几个地点丶江南地区丶杭州和黄山取景。所以难度很高。我从没拍过一部电影是如此事事艰辛的──演员丶剧本丶制作丶细节，花了一年做宣传！那是我拍过的最累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