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长与老师。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同情他的两难处境。

　　曹禺来看我，一个穷读书人，并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们只好另觅地方谈心。每逢这种时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母亲出来。他那时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脚踏车，带我到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去。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事。

　　大约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来向我告别。他嘱咐我，不要听信外边的谣传，不要离开上海，并说，我的将来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楼，一直望着他们远去，很是惆怅。

　　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才劫后余生重又见面。这次见面使两颗受过重创的心灵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就这样，相识三十多年后的我们，终于在1979年——他69岁高龄，而我已是56岁的老妪——领取了结婚证，司机老史是我们的证婚人，由此开始了我俩的晚年生活。此时的曹禺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一方面十分兴奋，埋头于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写表态文章丶应景文章;另一方面又在受着内心百种痛苦的煎熬：他为千疮百孔的文化事业而痛苦；他更为自己写不出东西，或者说再也写不出他自信为好的作品而痛苦……

　　我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十七个年头。别人不能理解两个偌大年纪的人怎么比年轻夫妇还要相爱呢？曹禺走后这一年里，我渐渐明白了，这是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灵在共同寻求着知心的抚慰与温暖。“知实难逢”，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