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李叔同，一提到他，就让我想起《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20世纪青春岁月的幻想和惆怅，他用那样简约又真实的方式来表达。细究下来才发现，他是一位充满传奇经历而又多才多艺的奇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李叔同是一位以创作“学堂乐歌”而著称的音乐家。同时，他在戏剧丶美术丶诗词丶书法丶篆刻等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特别是在我国近现代美术和话剧等方面，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才华很高，他的造诣很深，他的《送别》之外的另外成就也值得大家一看.......

《送别》：李叔同的不朽名作

　　名重一时的风流才子

　　李叔同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成年后自取别号息霜丶岸等，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一个官僚兼盐商家庭，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圆寂，终年62岁。

　　李叔同的祖父早年移居天津经营盐业和银号钱庄。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字筱楼，自幼攻习儒学，后来考中举人和进士，曾在吏部任职，不久辞官经商，继承家业，成为天津巨富。李世珍有三个儿子，长子文锦早逝；次子文熙为清末秀才，后成为天津著名中医；李叔同是其父在68岁时与年轻的侧室所生。李叔同幼年丧父，受母亲的影响较多。7岁时受教于二哥，开始诵读《玉历钞传》丶《百孝图》丶《返性篇》丶《格言联璧》等传统读本。当时，他虽不懂这些书的内容，却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诵读不怠。年龄稍长后，他就开始吟读唐诗丶“四子书”及《古文观止》等，他还爱好书法和篆刻，也写得一手很好的篆字。由此可见，李叔同很早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李叔同16岁时入辅仁书院学习，17岁时随天津名士赵幼梅学习填词，同时从书法篆刻名家唐静岩学习书法和篆刻，小小年纪，已成为一位文采出众的才子。由于家庭的影响，李叔同18岁时入天津县学，写过多篇文章，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在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李叔同对康有为丶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十分崇敬，相传还篆刻“南海康君是吾师”印章一方，以表其志。他曾说：“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维新变法失败后，李叔同携母亲丶家眷定居上海。当时，上海聚集了很多文人墨客，也有不少文化社团组织。在上海，李叔同感到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应邀参加了由许幻园丶张小楼丶袁希濂丶蔡小香等名士创办的“城南文社”。他们以文会友，时常雅集相聚，还结为金兰兄弟，时称上海的“天涯五友”。

　　由于李叔同才华出众，他的诗文常常在唱和应答中名列前茅，许幻园等人对他甚为倾慕丶敬佩。许幻园还邀请李叔同移居自己的“城南草堂”，并亲自为他的居室题写“李庐”二字。李叔同在此如鱼得水，诗文泉涌，编撰印行了《二十自述诗》丶《李庐印谱》丶《李庐诗钟》等著作。许幻园夫人还写了一首赞誉李叔同的诗：“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不久，李叔同又与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编辑《书画公会报》交《中外日报》随报发送，他的诗丶书丶篆刻等作品常刊于此报，他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闻名上海的书画名流。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李叔同

　　1901年，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邵力子丶黄炎培等同窗，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1902年冬，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学生相继退学。1904年，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李叔同与黄炎培等在上海创设了“沪学会”，以“兴学”和“演讲”的方式，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在“沪学会”的补习科，李叔同还讲授乐歌课。李叔同由此开始了乐歌的创作活动。

　　青年时代的李叔同才艺出众，参加的艺术活动较多，又与艺伎坤伶时有交往，可谓是风流倜傥的才子。

　　惊世骇俗的“新世界之杰士”

　　1905年4月，李叔同的生母病故，他和家眷一起扶送母亲的灵柩返回天津。在治丧时，他冲破传统的外丧或侧室灵柩不得进门入厅的习俗，力排众议，弃旧鼎新，不仅在家中为母亲举办“追悼会”，还不让家人穿白色孝服，全部改穿黑色服装，拒绝接纳丧仪，由吊唁者致悼词。他自己则坐在钢琴旁，自弹自唱悼歌。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天津的《大公报》对此还做了报道，称赞李叔同为“新世界之杰士”。为表达丧母之痛，李叔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哀。这时正是晚清末年，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李叔同面对国家河山破碎和社会政治腐败丶民不聊生的现实，在报国无门的苦闷心境下，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探求救国之道。行前，他按《金缕曲》词牌填写《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一阙，词中有“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抒发了他离别祖国前的爱国情怀和抱负。

　　多姿多彩的留学生活

　　1905年秋，李叔同抵达日本东京。1906年9月，李叔同考入位于东京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美术，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修习钢琴和作曲。他不仅是我国第一批赴日学习西洋美术的留学生，还在日本著名戏剧家川上音二郎丶藤泽浅二郎的指导和帮助下，与同学曾孝谷等人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后来，欧阳予倩等人也加入了该社。1907年2月，李叔同在为赈济国内徐淮水灾举办的义演活动中，在《茶花女》中饰演了女主角，首开中国人演话剧的先河，为中日有关人士瞩目。日本评论家松居松翁在《芝居》杂志上撰文写道：“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作者注：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看到这个戏，使我联想起在法国蒙得尔剧场那个女优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同年7月，“春柳社”又公演了《黑奴吁天录》，也得到好评。李叔同在日本学习美术时，从素描写生入手，创作了若干裸体写生画，不仅表现出超群的绘画技艺，也表现出冲破陈规陋俗，大胆尝试探索的精神。后来，他回国教授美术时，也在国内率先开设裸体写生课。

　　兢兢业业的教学生涯

　　1911年，李叔同学成回国。此时，由于经营不善，他的家业已经濒临破败。他不谙经商之道，经商也不符合他的志趣，所以他对此也并不十分看重。回国后，李叔同以教师为职业，继续从事乐歌和图画教学活动。他先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教授图画，1912年初离开天津南下上海，就职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同年，他应柳亚子之邀任《太平洋报》广告部主任。1912年夏，《太平洋报》负债过重，大有停办之趋势，李叔同于是应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聘请，赴杭州任该校图画和音乐教师。从此，他一改西服革履的着装，改穿长衫布鞋，过起了朴素清苦的教师生活。当时，夏丏尊丶马叙伦丶沈尹默丶姜丹书等名流也在该校任教，学校的声誉很高。李叔同到该校任教后，由于师德高尚丶学识渊博，深受师生爱戴，图画和音乐这两科原本比较薄弱的课程，地位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

　　作为一名教师，李叔同对学生在学习上要求严格，在生活上关心备至，他曾用自己的薪水帮助学生刘质平出国深造。在教学中，李叔同亲自编写各种讲义，他撰写的美术史教科书，是中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部西洋美术史。李叔同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西洋音乐丶美术学养，及其人格魅力和敬业精神，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和美术的优秀人才，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国“五四”时期不少著名的音乐家丶美术家和作家，如丰子恺丶刘质平丶吴梦非丶李鸿梁丶潘天寿丶曹聚仁等，都曾受到过他的教诲。

　　李叔同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始终把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放在优先地位，这与他的老师蔡元培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人格审美教育”不谋而合。在这方面，李叔同的同事和学生有过许多赞誉和评说。夏丏尊曾说：“我和弘一法师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尽，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外出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出发，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丰子恺曾说：“他教授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曹聚仁曾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无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他们……同学中也有愿意跟他到天边的。也有立志以艺术作终身事业的。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学生对李叔同，也心存感激。比如，刘质平不但视李叔同为恩师，更终身以慈父侍奉之。李叔同出家后，一次他大病尚未痊愈，有位高僧请他赴西安宣示佛学，他自知此行生死难卜，临行前立下遗嘱。刘质平见到遗嘱后，料想老师此行凶多吉少，便立即跑到码头，苦苦相劝，最后把李叔同背下船来，送回原地继续养病。

 1919年的弘一大师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世俗生活皈依佛门，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最终成为佛教的律宗大师。

　　对近现代音乐的重要贡献

　　李叔同为我国近现代音乐作出了许多卓越贡献，一些贡献和成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1905年，李叔同曾手书《祖国歌》的词谱，作为“沪学会”补习班的唱歌教材。这首以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为基本曲调的歌曲，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深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很快由上海传唱到其他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1905年，李叔同编印出版《国学唱歌集》，歌词选用了《诗经》丶《离骚》丶唐宋诗词等，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和对国学的重视。

　　1906年，李叔同独自在日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成后，寄回国内发行。这本杂志虽然只发行了一期，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本音乐杂志。这本杂志包括图画丶插图丶乐史丶乐典等栏目，除乐典丶三首词作丶部分插图的作者是日本人外，其他内容（包括封面设计和水彩画）均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署名“息霜”。他在杂志的“序言”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他论述了自然界各种音响给人的不同共鸣和感受，并认为将自然界的音响加工成“音乐”，就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这篇序文也体现了李叔同的音乐启蒙教育思想和音乐观。

　　这本杂志还刊登了李叔同填词编写的三首乐歌：《隋堤柳》丶《我的国》和《春郊赛跑》。《我的国》是他根据自己在上海时写的歌词，选用一首日本乐曲编成，豪迈壮阔的歌词充满爱国激情，表达了他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李叔同弹奏并吟唱这首歌时，为饱受列强侮辱的祖国和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人民而揪心阵痛。《春郊赛跑》采用德国歌曲《木马》的曲谱，歌词写道：“跑跑跑！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健康快乐的情感。

　　李叔同还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的《西洋音乐史》中的资料，编写了介绍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文章《乐圣比独芬传》，并用炭笔精心绘制了“乐圣比独芬像”。李叔同不但是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中国人，也是尊称贝多芬为“乐圣”的第一人。李叔同在《昨非录》一文中，还对音乐简谱和五线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皆用五线音谱。吾国近出之歌唱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大半用简谱，似未合宜。”他还针对自己刚出版不久的《国学唱歌集》未能身体力行使用五线谱而痛悔自责：“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

　　1913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编辑《白阳》杂志，他在杂志上刊登了介绍西洋乐器的文章和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合唱曲《春游》。这本刊物还包括文学和美术方面的文章，从音乐方面来看，它可以看作是《音乐小杂志》的姊妹篇。

　　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的启蒙音乐家和乐歌作家。我国近现代音乐起源于大多用外国曲谱填词的“学堂乐歌”，李叔同就是“学堂乐歌”的重要作者。李叔同填词和选曲配词的音乐作品有近百首，确切数目已无从考证。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收录的大多是李叔同1912年至1918年所作的乐歌。歌集一经出版，就被各地学校选作教材，连续再版十次，成为中国近现代传播时间最长丶发行量最大的教学歌曲集之一。丰子恺在这本歌曲集的《序言》中指出：“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因而当时能兼作词曲者，只有李先生一人。”文中虽然难免对恩师的溢美，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李叔同在乐歌创作中的地位。

　　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乐歌创作中。李叔同编写的乐歌，体现了他“促社会之健全”和“感精神之粹美”的音乐观，影响深远。早在1904年“沪学会”时，李叔同就邀请沈心工在“沪学会”文化补习班开设乐歌课，自己也一起听讲，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李叔同在“沪学会”教唱的《祖国歌》，词曲配合贴切，主题鲜明，富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歌颂了中华文明古国，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出家以后，虽专心研究和弘扬佛学，但在“念佛不忘救国”思想的指导下，仍应邀创作爱国歌曲。他这一时期的作品，结集为《清凉歌集》，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李叔同创作的乐歌艺术水平很高，尤其在多声部合唱歌曲方面具有首创性。他的《春游》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声乐作品，也是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进行多声部音乐创作的最早探索。这首歌的和声和曲体非常工整，旋律优美，自然清秀，堪称校园歌曲的典范。

　　李叔同歌曲中流传最广丶影响最为久远的一首乐歌是《送别》。《送别》的歌词实际上是他“悲欣交集”人生的真实写照，感人至深，与稍加改动的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曲谱搭配得天衣无缝。其中有一句歌词在流传中产生了不同版本：有的人采用“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有的人把这句中的“瓢”唱为“觚”，有的人唱为“斛”或“壶”。对此，由于迄今没有见到李叔同手书的《送别》歌词，很难做出鉴别。《送别》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是丰子恺丶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该书《送别》歌词中是“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后来，丰子恺又编了《李叔同歌曲集》，此书收入李叔同作词作曲或填词的歌曲作品32首，歌词全部是丰子恺的毛笔楷书，所收《送别》的歌词中，这一句也是“一瓢浊酒尽余欢”。因此，有人认为“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无可怀疑，应视为正宗原版。但“瓢”一般是用来舀水或撮取面粉等的器具；而“觚”却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据此，也有人对“丰子恺版本”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觚”与“瓢”字形相近，可能是丰子恺在书写过程中有误。

　　《送别》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觚”丶“瓢”丶“斛”丶“壶”等版本，莫衷一是。不过，我对这一句中采用“斛”丶“壶”的版本不以为然，一是缺乏根据，二是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不大可能在作词中用“斛”或“壶”。

　　这首歌曲还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分别选作插曲和主题歌，广泛传播，至今仍久唱不衰。它也是我几十年来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李叔同由一个富家风流公子和文坛名士，变为一个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学生，变成一个西装革履佩戴金丝眼镜的报纸编辑，变成穿长袍马褂足蹬布鞋的教师，又在中年决然皈依佛门，以苦行僧而终其一生……可以说，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的角色，都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我总是把他看作“近代的唐伯虎”，有所不同的是，唐伯虎没有出家。不过，李叔同给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还是他那首令人百唱不厌的《送别》。

　　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到1918年出家为僧的几年，是他艺术教育和乐歌创作最重要的时期。在我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对是否需要音乐教育尚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毅然选择了音乐和美术教育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是多才多艺的启蒙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