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的一天，年轻的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Marie ClaireBergere）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官员的接见。她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丶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和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资料图片：荣毅仁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白吉尔后来写道，“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商人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甚或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象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该如何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这是我试图向陈东升请教的问题。

　　自1978年以来，中国企业界有三次创业高潮点，分别是1984年（张瑞敏丶柳传志丶王石等均在这一年创办企业）丶1992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以及2001年（受互联网经济和中国加入WTO的双重感召）。陈东升是1992年创业群的代表人物，“92派”的提法就是由他首创的。在此前，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他是热情的改革议论者，在80年代中期，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议政至深夜，然后兴尽倦极，抵足而眠。他们是最早的价格改革方案的提出者之一，组织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1989年，他发起了“共和国40年工业史”的展览。后来，他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的常务副总编。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策划一个评价体系，想仿造美国《财富》杂志的模型，搞中国五百家大企业的排行榜。1992年的南巡讲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辞职下海，创办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1996年，他又募资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十二年后，泰康成为成长性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在经商的同时，陈东升似乎一直没有熄灭对公共事务的热衷，他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发起者，这个已经举办了8年的论坛已成为最重要的NGO式的企业家组织。2008年4月，北京大学等院校评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设奖金50万元，陈东升出资250万元连续赞助五年，这也是迄今奖金最高的经济理论奖项。

陈东升：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跟陈东升的对话，时值两个背景，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年，明年则是共和国成立一甲子。

　　（一） 三十年改革的“原创性经验”是什么？

　　【】吴：在年初的亚布力论坛上，我聆听了你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与命运”的演讲，你把企业家的诞生背景置于鸦片战争以来的160年大时空中，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共鸣。那么，作为一个曾经的学者丶如今的企业家，你是怎么看待这场改革？

　　【】陈：改革需要“假想敌”，三十年变革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所有制体制的颠覆与挑战，迄今，这个任务尚未完成。具体而言，改革又分别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前者以价格改革为中心，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模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后者则以产权改革为中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模式，以形成混合所有制为目标。这是我对三十年改革的基本描述。

　　【】吴：我最近常常向人请教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三十年，最有价值的“原创性经验”是什么？很多人甫一听到这个问题往往会是一怔。我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的宏观经济研究者，你能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

　　【】陈：任何改革都是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中国经济变革是一个渐进改革的典范，与之相比较的便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较，我们付出了较小的社会代价，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几乎所有的人民都是改革的得益者之一，这也是中国改革路径对当代人类史的一个贡献。而同时，渐进的特征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路径的曲折与模糊。按我的观察，这场改革的“中庸”特色非常明显，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增量式丶补丁式的，譬如开始于80年代的价格改革就非常的明显，在原有价格体系十分顽强和僵化的前提下，我们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路，不同所有制企业以不同的价格获得生产资料，这看上去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在避免利益冲突破局丶原有经济体系瞬间崩塌的前提下，使得体制外企业获得了成长的空间。90年代初期，南方的乡镇企业在产权改革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股份合作制”，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饱受争议，却“意外”而圆润地达成了改革的目标。其他，诸如“特区”的创办丶股权分置的设计丶引进外资的开发区模式等等，无一不体现出这种特征。这些萌芽于民间和基层的改革创新，也许是真正的丶富有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经验”。

　　（二）“草民史”上的企业家角色

　　【】吴：三十年改革被认为是“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这是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给出的结论，我觉得十分的贴切。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改革确乎是“没有主角的草民史”。 那么在这场宏大的社会变革中，企业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陈：企业家也是草民的一部分。中国商业的财富传承是一个断层，当今活跃着的企业家，几乎全部是白手起家，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商业的经验和智慧完全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体而言，他们的成长经历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1978年起的十五年，在那个阶段中，创业者必须直面计划经济体制的压抑，社会对经商办企业还没有形成价值认同，最早的下海者都是社会边缘分子，而那些具有创新力的企业几乎都在乡镇或中小城市，企业家在这一时期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随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建立，新的公司创建环境出现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便是在这时候纷纷下海创业的。第三个时期是1996年前后，随着网络公司及风险投资模式的引进，企业家的价值开始得到确立，企业创始人和创业团队的价值认同形成社会共识，财富的积累开始呈现阳光化的趋势。第四个时期发生在2001年之后，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大循环中，无论是资本的重组丶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商品的产销都与以往全然不同。在三十年中，企业家扮演了探险者丶违法者丶殉难者丶得益者的多重角色，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吴：近年来，我常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企业家阶层为什么一直无法摆脱“原罪”的形象，从早期的个体户丶倒爷开始，企业家的形象就非常的灰色而摇摆，你还记得90年代初期的那些民间谚语吗？“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丶“手术刀不如剃头刀”，这些流行语的背后其实是对商业的一种精神上的蔑视，作为企业家中的一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陈：对企业家的负面评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罪，一是为富不仁。关于原罪，我一直以为是制度性的产物，中国改革的一场由下而上艰辛推进丶然后又被政策不断“追认”的过程，其突破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违法”——违反限制经济进步的落后法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国的企业家不但需要承担市场的风险，同时又要承受法律的风险，这是转型社会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正是制度性的缺失，让企业家具备了形成原罪的环境，譬如开始于1998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一直到10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本，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充满了灰色和不确定性，房地产和股市的混乱及暴富景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关于为富不仁，在某种意义上是认知落差的产物，社会一直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缺乏客观丶理性的评价体系。其实企业家的天职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丶向国家合法缴纳税收以丶维护企业与公共社区及环境的和谐。

　　【】吴：我同意你的看法。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感慨的是，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然而在这过程中却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中国企业家在商业思想上的贡献是那么的苍白。而让人焦急的是，这一景象似乎没有得到改进的迹象。

　　【】陈：中国企业的成长是一个亦步亦趋的学习过程，前十五年是学日本的管理经验，后十五年则以美国式的公司治理为范本。我创办嘉德时，就提出过“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理念，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领域，我们都没有经验，所以就要瞄准世界先进的公司，跟踪它丶学习它丶追随它。那么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多高成长性公司的前面已经失去了仿效者。我相信，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个迟早的事情，中国企业在商业方法和商业制度上已经积累的很多的经验，由此向商业理念及商业哲学上的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然，这种进步是不会自动出现的，它需要呼唤，需要推进，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也不是企业家阶层可以独立完成的，需要理论界丶媒体人士的共同参与。不久前，北大等院校发起评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就是一个工作，还有机构致力于中国商业历史的梳理等等，也是一个工作。我想，催生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出现是一代人的责任，否则，我们将愧对时代。

　　（三） “男三号”的历史性悲哀

　　【】吴：我常常好奇于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角色。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到“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当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男三号”。这似乎是一个在历史上“下落不明”的阶层，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去审视他们。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以来，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而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卷》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丶官僚丶外交官丶将军丶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而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丶电灯丶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到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这在他们与官员及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尤为突出，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与判断，以至于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不能以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一混乱而尴尬的景象竟延续百年，迄今未变。你怎么看待这种十分暧昧的现象？

　　【】陈：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的确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丶觉悟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中国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的，“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过去一百多年间，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丶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商业进步的所有表象。而在这过程中，企业家阶层显然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正是这一历史的重要传承者。

晚清思想家：郑观应

　　【】吴：我想，这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失利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的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有意的忽略和无意的遗忘。

　　【】陈：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近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尽管从长远来看，这种腾飞会导致社会革命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企业家是一股坚定的进步力量，尽管他们有善于妥协的天性，他们不会喊口号，常常计算愤怒和付出的边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