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最后的作品是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的序，在序的结尾，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廉颇老矣，风骨依稀。

 柏扬演讲时拍的照片

　　　游击战士

　　“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舔伤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还要飞。”——柏杨

　　“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丶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这样总结柏杨。“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过蒋介石，后来又在蒋经国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会，却也没有使用传统表达诉求的政治语言，而多是从人文角度，站在边缘。

　　柏杨的“游击”，去台湾以后才日渐显眼，而他与政治的瓜葛却还未结束——他高中未毕业就进入武汉“战干团”(国民政府为阻截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蒋介石，兴奋得甚至“忘记举枪”；其后，顾不上媒妁之约的妻子，来到重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受训；在重庆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并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温暖，就辗转去了东北，最后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到了台湾……

　　“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调”。但初到台湾，他的自由还局限于老友聂华苓记忆中的灵光一现丶嬉笑怒骂。他对社会反思的表达隐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艰辛丶理想失败丶爱情幻灭的小说。这样的表现，与他身在救国团，任“中国青年写作会总干事”的身份颇有差异。

　　救国团差事，对柏杨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让他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饿得发昏的柏杨曾在街头大骂自己“无能”。只是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华，柏杨才放弃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以“柏杨”之名进行杂文创作。

　　写杂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女儿佳佳的出生又平添亲情慰藉。而他的杂文也渐露锋芒，针砭时弊，并拥有了相当数量的读者。

　　为贴补家用，柏杨兼职给《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个主题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个小岛，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其中“Fellows”一词，被柏杨幽默地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常见于蒋介石发言中对民众的称呼，在那个年代，总会惹人联想。1968年3月7日，他终于被冠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而入狱，稍后又追加了“共党间谍”的罪名。

　　“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丶抓错了人。”他曾告诉倪明华：“蒋主任(即蒋经国)是热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然而，柏杨的幻想终于幻灭了，他甚至尝试了自诬丶悔过丶接受诱供。前前后后，他在监狱总共度过了9年26天。

　　然而，他对社会的抨击却是经历了狱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来。从自由人走入监狱，再从监狱获得自由后，柏杨对政治丶人性等有了丰富的参透和领悟。

　　老天真

　　“在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

　　柏杨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天真是一种动力》。这份对“天真”的认知来自被关押的记忆。

　　柏杨老友丶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混乱，柏老却能永葆信心。因为他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有时候比我们年轻人还乐观。”

　　从小说到杂文而入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十年为单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创作阶段，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传统文化及国民性的反思，也变得逐渐深刻起来。

　　牢狱，让柏杨的天真有了大爆发。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大陆的读者一下知道了柏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当年都被称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个斗士型人物，语言带有挑战性和攻击性。”同心出版社的谢玺璋强调对柏杨认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所谓壮怀激烈的情感。“柏杨给我的感觉很难摆脱那个时代，那个反对独裁大体制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过度夸张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的角度过于绝对。”

　　入狱是一个转折点，单调的牢狱生活，使柏杨不再有丰富的讯息加以指点评论，能看到的报纸有限，但史书是一个例外。在牢房里，柏杨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上，在狭小天地里开始抒写“小民的历史”。这期间，他高产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丶《中国历史年表》等四本著作。“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犹如医生指出病症，柏杨也在多年思考后得出了药方，“我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沉淀丶腐化力极强的酱缸……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气质，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

　　爱恨情仇

　　作家聂华苓曾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

　　问及出狱后57岁的柏杨怎么就吸引了相差近20岁的张香华。“不知道呀，就这样稀里糊涂嫁给他了。”眼前这位已60多岁的优雅女人焕发出少女般的情怀。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和妻子张香华

　　张香华记得，初次见面后转天就收到柏杨的信，“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柏杨的行动力让张无所适从，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话——“成个家好不好”。张香华说，她曾推说不合适，觉得柏杨已经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击。但柏杨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击”就彻底击中了她。对于柏杨的爱，老友孙观汉曾总结说：“宁愿为了爱而失恋，而不愿因为失恋而不爱。”

　　在共同走过28年之后，张香华会跟记者分析柏杨自身的矛盾性，“他从封建社会走出来，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层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国人，彻底的儒家：重情意，很体贴。”张香华还这样描述柏杨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灵魂，会被他毁掉。因为他很会宠人，宠他的女人，宠朋友，没有原则。”夫人办事归来，他会道一声“辛苦”；家里已经有车，还要再买一辆方便张香华使用……这种宠，尤其体现在柏杨入狱前给前妻倪明华的一封信，事无巨细，情意绵绵。“努力补习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然而，倪明华还是成了柏杨5位妻子中，惟一主动离开他的，在他狱中最绝望的时候，终于形同陌路。但柏杨依然有同情：“（上世纪）60年代坐政治牢，连孩子读书也被人骂，没有脸上学。我想她是不得已……”

　　柏杨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保存了40年，后来还提出了他自己根本无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约……张香华对此却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从穷乡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来杀身之祸，变化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觉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无法白首偕老。”

　　大陆的读者总喜欢把柏杨与李敖放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因文字入狱，又都有颇大的影响力。针对《丑陋的中国人》，李敖还著有《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其中多篇章节矛头都直指柏杨，而在《柏杨回忆录》中，对李敖则只字未提。

　　问及柏杨此生最大的遗憾，夫人张香华停顿了片刻回答道：“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儿女都比较疏离。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当然，时下让这位老人最受伤的当属岁月。他曾说，“想起失智丶瘫痪丶中风，所有造成老年人恐怖的，其恐怖程度都远超过任何政治恐怖。因为政治恐怖受害的是一群人，老人的恐怖则由老人个别承担。”

　　岁月，是任谁都避不开的槛。

　
　 柏杨生平

　　 柏杨（ｂò ｙáｎｇ），原名郭衣洞，满族。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丶沈阳辽东学院教师。去台后，曾在反共救国团任职，后在成功中学丶省立成功大学丶国立艺专等从事教育工作。

　　1966年任平原出版社社长。1968年3月4日因“大力水手事件”被捕。1978年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

　　1960年台湾横贯公路通车前，他曾应邀前往参观及为沿途景致题名，那时最后一站位于“古柏杨”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后提笔有感，因而用了“柏杨”为笔名，并一直沿用至今。柏杨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