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黄广明 

　　我们想报道一个内心深处的龙应台。她告诉我们，要先看她的书。后来我们才知道，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龙应台并未当即应允，而是对马市长冷冷地说，你先看看我的书。“我认真地看了她所有的作品，几经交流她才答应。”马英九后来谈起这件事，笑着说，“也许她认为我孺子可教。”

　　远远望去，她犀利的文章，她轮廓鲜明的面庞，都让人觉得她是不好接近的人。事实却并非如此。

　　像马英九一样，我们也认真地读完了龙应台几乎所有的作品。我们发现，我们想了解的，关于她的所有问题，包括她的成长经历丶她的心路历程丶她对两岸问题和国际大事的态度，几乎都可以从她的文字中找到答案。

　　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如此丰富，如此庞杂，如此深刻，如此天真，如此难以一言说尽的龙应台。

　　在书房里秉笔直书，忧国忧民的龙应台；在讲坛上时而壮怀激烈，时而喁喁细语的龙应台；与友人餐聚时往朋友碟中夹菜的龙应台；初为人母时满心喜悦给孩子喂奶的龙应台；一身运动短装丶流连菜场巷尾丶像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兴奋地去买花的龙应台。

　　“大男人”的龙应台，“小女人”的龙应台，哪个才是真正的龙应台？

 母与子

　　“如果安德烈是一个女儿，可能就不会有这本书，有这本书是因为He is too difficult。”龙应台说，“有时我有点哀怨，我要是有个女儿多好。可是安德烈，他可能陪我逛街吗？可能陪我买内衣吗？就像今天，我来之前问他，我穿什么衣服比较好？——我是自取其辱啊，他甩都不甩你。”

　　会场上一片笑声。

　　中年龙应台上身着一件白色开襟绒线衣，下身着黑色绒线裙，一改往日的干练冷峻，显得温婉可亲。22岁的儿子安德烈陪伴在旁，身材高挑，高鼻深目，却有一头黑发，一名欧亚混血的欧洲青年。这是去年深秋的一天，香港大学图书馆，《亲爱的安德烈》新书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本书收录的是2004年至2007年间母子俩的通信，这期间，龙应台多数时间在港台两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国。说起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龙应台“哀求”丶安德烈“妥协”的结果。1999年，龙应台应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这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出任局长3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

　　对龙应台而言，给儿子的电话，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文化局长龙应台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要面临“议会”丶民众丶媒体方方面面的压力，白天饱受折磨，晚上回家，只能靠读古书和给孩子打电话来缓解。电话多了，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他们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一个受伤的灵魂，拿起电话很想贴近他，可是他说‘Oh my god，again！’白天受伤了，晚上继续受伤。”

　　龙应台不了解的是，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再不是她从前“可爱可亲可抱”的安安了。每当周末他与朋友聚会，不断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然后告诉朋友“这不是女友是妈妈”时，他都会异常尴尬。

　　即使是通话，也都是——“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之后便难以继续下去。

　　“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莫非就像无数西方的家庭一样，随着子女长大成人，两代人之间便渐行渐远，逐渐陌生？龙应台不甘心。她提出建议，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2003年，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文化界要求她留任的呼声也很高，但龙应台却坚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多留一些时间给孩子。“那时我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个人生活。”龙应台说，突然感觉，“会不会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得很彻底，辞去官职，离开台湾，到香港高校教书，重归学者作家生活。

　　2004年5月开始，龙应台与安德烈通过电子邮件，有了书信往来。

　　让龙应台始料未及的是，她与18岁的儿子沟通如此艰难，充满了挫折感。“这本书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我的努力展现出来。”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丶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丶药丶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丶药丶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安德烈写信给母亲，“MM，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还是把我当14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21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在安德烈眼中，龙应台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异的母亲，温和，关爱，琐碎，甚至有点唠叨。

　　龙应台也意识到两人的差异，“他把写作当作‘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终于，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差异在一次对抗中有了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2007年夏天，安德烈和飞利普都计划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龙应台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一个做母亲的女人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多愉快。

　　但是，现实击碎了龙应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和谐”图景。21岁的安德烈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

　　“他说得对，” 18岁的“跟屁虫”飞利普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龙应台可怜巴巴地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两人眼晴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无奈之下，到了上海，龙应台只得与安德烈和飞利普分住两处。龙应台说，作为一个母亲，她真的很受伤。她甚至“哀求”儿子——两名德国青年：我尊重你们独立自主的“欧洲价值”，你们能否也照顾一下老妈“注重亲情”的“亚洲价值”？

　　母亲角色让龙应台对儿子心存关爱丶呵护甚至“操控”，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龙应台又时刻提醒自己，孩子已成年，有行动的自由。有时候她看到安德烈抽烟，恨不得立即把他的烟抓掉，“但立即你又想，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抽烟。”还有，这次出书在台湾一纸风行，安德烈作为另一作者，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稿酬。这笔钱是寄存在自己名下，还是现在就交给安德烈？龙应台颇费思量，给安德烈自己吧，怕他乱花，但又凭什么不给他？他是成年人啊。尽管不情愿，她不得不承认儿子日渐独立，渐行渐远。

　　面对二十出头的儿子，龙应台就这样长期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与天下所有的母亲没有两样。

　　安德烈一方面有着年轻人的桀骜，一方面又非常清醒。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哪里‘平庸’了？”龙应台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龙应台看着安德烈，有些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龙应台后来写信告诉儿子，“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嘉咸街

　　从九龙半岛的尖沙嘴看对面的香港岛，全世界最壮丽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一座座璀璨的高楼凭海而起，倚山而上，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着这座城市现代而美丽的风貌。这是香港的名片。但许多人却不知，来到香港岛，深入这些高楼大厦的背后，几步之遥，就会发现许多狭窄的街道，寻常的巷陌，陈旧的楼房，还有，那些占道经营丶摆满了水果蔬菜猪肉鲜花的菜场，拥挤逼仄，人声鼎沸，偶尔有衣衫褴褛的老人佝偻着走过，与全世界发达或者欠发达国家地区的市井别无二致。

　　这个深秋的周末午后，龙应台一身精神的运动装，像一名高中女生，在这条充满市井气息的嘉咸街与我们见面。而就在昨天，她还在名流云集的新书发布会上侃侃而谈。

　　前面，是她所批判的中环价值——金钱至上，商业理性，在香港占主流；而这里，是她所钟爱的老街老巷，乡土人情，却日渐萎缩。

　　街道自山腰通往山脚，宽仅容三四人并行，以内地的标准衡量，几乎家家店铺都是占道经营。在这条摩肩接踵的小街上，龙应台穿行于花店丶肉铺丶菜摊之间，时而与白发苍苍的街坊聊上两句，时而对准旮旯里一只屠宰了的大白猪拍几张照片。

　　在龙应台看来，嘉咸街这样的处所，是千街一面的香港难得的景观。记者想起了去年夏天的香港书展上，龙应台所做的演讲——《香港十个没有打开的抽屉》。

　　嘉咸街，“往里走，可以看到什么？有人。有人代表什么？有生活。有生活代表什么？代表着有记忆，有感情。有感情，有记忆代表什么？有历史。有历史代表什么？有未来。我告诉你这一条短短的嘉咸街有多少故事的可能。”

　　龙应台说，不要小看那些乌七抹黑的建筑，那些建筑都不能除之而后快，重要的是想出一种办法，既把前边的乌七抹黑的楼里边的记忆保留下来，同时也让那个乌七八黑的楼变成一个可爱的东西。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里变外不变。可以改造嘉咸街的地下水丶电力系统及消防设施等，外面的人没有理由要求住在北京胡同丶上海石库门或者香港老街巷里头的人去过古代的不舒服的生活，但建筑的外部格局不变，要保留它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样可谓一举两得，既让里头的居民生活有现代的舒适，同时也保留原来的人文肌理，这正是城市魅力之所在。古香古色又十足现代的欧洲，就是这样保护古城古街的。

　　但嘉咸街马上就要被拆了，像内地拆迁一样，理由是它影响香港市容。龙应台愤愤地说，“香港官员没文化，没眼光。”

　“人本是散乱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条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她在给香港媒体写的“沙湾径25号”专栏文章中写道。

对人的关怀

　　“我在写《野火集》时，也在写另一本书《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书，一本像刀剑，一本像温柔的羽毛，可是它们的核心东西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深切的爱，还是一样的东西。”

　　龙应台似乎一直都生存于这种两极当中，而且这两极在她身上如此融洽，她的“大男人”与“小女子”，她的忧国忧民与注重家庭，她怒发冲冠的《野火集》与育儿日记般琐碎的《孩子，你慢慢来》，她于《野火集》在台湾掀起大风大浪时却悄然离台到欧洲育儿，营造自己的安乐窝。

　　龙应台显然已经是一位成功人士，她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住着宽敞的海景房，她的新书发布会可以请来林青霞这样的“family friend”捧场。从社会地位看，龙应台已然跻身社会的高阶，但是，她却没有一点对既得利益的瞻前顾后和高阶层的保守。

　　批判，是龙应台的职业，这个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知识分子，走到哪里，就要把火点到哪里，套用一句大陆的谑语，“有问题要批判，没有问题创造问题也要批判”。

　　2000年，龙应台在台湾举办了一个追思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展览，展览开幕后，民众反应热烈，但是攻讦果然如排山倒海而来。龙应台被称为“刽子手”丶“加害者”丶“文化希特勒”丶“共产党的同路人”……

　　龙应台冷眼相对：“我其实只是不相信，人权应该以政治立场来区隔，国民党，民进党，XX党，他妈的党，如果人的尊严不是你的核心价值，如果你容许人权由权力来界定，那么你不过是我唾弃的对象而已。不必吓我。”

　　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是龙应台心灵的底色。在台北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开会时，她要求嘉宾坐两边，民众坐中间。“我知道我所谓的文字的影响力，我倒是一点都不觉得骄傲。作为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穷苦乡下长大，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人，我有一个自然而然很深沉的关怀，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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