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惑调查：国内农民种地不挣钱 频现耕地抛荒

　　在国际粮价屡创新高丶美国等地的农民把荒着的地重又拿回来种的时候，中国很多农民却选择了抛荒。由于中国实行稻米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以及限制大米出口，国内农民种地依然没怎么挣钱，抛荒仍在继续。虽然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蔓延的“粮荒”这还没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但高粮价背景下中国农民抛荒的现象却不能不重视。

　　据调查，中国从南到北，到处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抛荒，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民间或者国家的机构能对全国抛荒面积提供一个相对准确的统计数字。中国国家粮食局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回答，他们确实派出了专家组在调查全国的粮食问题，其中包括抛荒的情况。但是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调查结果至少要到5月份才会出来。

　　农资涨价导致许多地区出现抛荒

　　4月中旬，坐火车从长沙向西到湖南新化县的路上，一块又一块抛荒的耕地迎面而来，此时正是早稻插秧的关键季节。这样的场景，新化县粮食局副局长周雄早已司空见惯。2007年，他去县下面的农村调研发现，一些抛荒的田地里甚至已经长出了8厘米高的小树苗。“看看这些树，就知道抛荒不是一年两年了。”2008年4月15日，周雄说。

　　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种田，选择外出打工。新化县粮食局曾进行过一次核算，发现了农民不愿意种粮的秘密。“如果我们每亩按每年投入15个工，一个工一天50块的工钱计算，农民种粮完全是亏的。”周雄说。在农民那里，周雄听到了农民自己的解释：“辛辛苦苦种一年粮，不如出去打半个月工。”

　　而新化农民工的收入还在持续增长。在农民务工最为普遍的建筑工地，一天起底收入是60元，还要管饭，每天再发给工人一包烟。在新化中储粮粮库，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粮食搬运工，每天的收入达到了一百多元。

　　在丘陵纵横的新化县，特殊的农业环境，导致这些年在平原地区已经实现的基本机械化在这里还远没有普及，种田需投入的劳动相对较多。在劳动力机会成本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加之农业生产资料大幅涨价，农民近两三年种粮的积极性下降非常明显。

　　抛荒仍在持续

　　在“湖湘产粮第一县”的湖南湘潭，许志华3年来第一次在春耕时节回了趟老家，今年他要把家里的3亩多地种上一季稻。他和妻子在省会城市长沙打工十多年了，家里就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两个孩子。过去的3年，地都是免费交给了本村的邻居种着。今年之所以要耕种一下，是因为家里的存粮快吃光了。还不种的话，留守在家的父母和孩子再过几个月就会揭不开锅。

　　对于一个月在城里打工能挣一千来元的许志华来说，种地不是为了挣钱，惟一的意义就是保证家里的口粮。他一般两三年回家种一次一季稻，就够老人孩子吃个两三年的。

　　同村的许迎贵就不怕不种地没口粮。他长期在邻省的深圳丶东莞打工，一个月能挣2000元以上。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回老家去种地了，家里的两亩地爱咋样就咋样，谁想种谁就种去。“有钱什么买不到，还怕没饭吃么?”他笑嘻嘻地说。

　　在湖南湘潭，像许志华丶许迎贵这样长期在外打工，不以务农为主的农民越来越多。留守在家的大多都是妇女丶老人和孩子，而双季稻(早稻丶晚稻)在很多乡镇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季稻。

　　在湖南的邻省江西，抛荒现象更为严重。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副局长李昌金透露，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到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

　　抛荒的首要原因：农民的非农收入大增?

　　台州农业局把当地抛荒的首要原因归结为农民的非农收入大增。2007年，台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8331元中，有85%左右来自非农收入。

　　“种地不挣钱，这是抛荒长期的丶最基本的原因。”地方统计局的李昌金说，“15年了，稻谷收购价基本不变，其他农资价格却普遍涨了3倍左右。种田真是划不来。”

　　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三农”学者李昌平也给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下账：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比上年贵20%以上，而且国际米价还上涨了一倍多，但是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提高了9%。“实在是太吝啬了。”李昌平感叹道。

　　根据某媒体记者在全国几个主要产粮区的调查，在包括农药丶化肥等各种农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今天，各地种粮的效益每亩从几十元到六七百元不等。种粮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而最近两年农民工工资上涨很快。这样一对比，种地显然不如打工来钱快。

　　“口袋里有钱，不愁买不到吃的。”这种观念现在恐怕已经是深入农村。

　　抛荒之下中国粮食够吃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么多的农民不愿意种地，那么多的良田荒芜，再考虑到中国的耕地面积不断缩减，大家不禁在想，中国的粮食够吃吗?至少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目前不缺粮。

　　以湖南湘潭县为例，潭县在湖南省素有“湖湘产粮第一县”的美誉，即使外出打工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种一季稻的农户越来越多，该县也从未失去过这个美誉。根据湘潭市委丶市政府综合门户网站“湘潭在线”公布的数据，湘潭县是全省粮食生产的标杆：2007年全县100万亩耕地，种粮面积185万亩，粮食总产94万吨，单产500公斤以上，均居全省第一。

　　国际高粮价背景下中国粮民卖粮难?

　　但在全国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的时候，湖南省汨罗市农民王福能近日却“卖粮难”。他去当地政府的粮站卖粮，在家称了重100斤，到了粮站，工作人员竟然咬定说只有80斤。他一气之下只好把粮卖给了附近的粮贩子。

　　国际粮食短缺，中国很多人担心吃不饱饭，为什么自己的粮反而卖不出去?王福能百思不得其解。

　　经济学家卢锋的解释是：中国不缺粮，所以农民卖粮难。当地政府短斤少两，有意打消农民种粮卖粮的积极性。

　　支持卢锋观点的是，《2007中国粮食发展报告》公布的一组数据：2004年至2006年粮食产量持续增长，2006年达到4.97亿吨，三年累计涨幅超过15%。据中国农业部公布，2007年夏粮产量11534万吨，同比增加146万吨。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将达到15.9亿亩，比上年扩大900多万亩，据此卢锋推测，2008年全年产量有望再次超过5亿吨。

　　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多位基层统计局和粮食局官员都肯定地说，现在公布的全国粮食产量存在较大水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虚报种植面积，以骗取国家粮补。

　　在今年2月湖南省“两会”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学生黄培劲也对这一现象提出过警告。他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导致耕地大面积抛荒，而有些基层政府官员隐瞒这一严峻事实，反而夸大种植面积，谎报粮食数量。这一问题如不迅速引起重视，或将使粮价继2007年猪肉价格之后发生不可掌控的猛涨势头。

　　现行粮价政策值得反思?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丶粮食专家卢锋认为，现在的粮价政策值得反思。“现在按照直补政策直接发钱给农民，还不如放开粮价，鼓励他们到市场中去挣钱。”

　　政府也许担心粮价放开以后很多人会承受不起。卢锋的建议是，对于那些买不起粮食的人群政府完全有能力对他们进行补贴。而粮价放开以后受益的显然是广大的农民。

　　国家禁止粮食出口，卢锋认为，这也并非明智之举。从1995年至今，国际粮价一直都在下挫，好不容易盼来了现在上涨的行情，国家应该想方设法帮助农民到国际市场上去挣更多的钱，而不是禁止粮食出口。“本来可以挣到的钱，现在反而挣不到了。”卢锋说。

　　而李昌金对直补政策是否真正给农民带来了好处表示怀疑。直补是根据面积而不是产量补贴，不管是否抛荒都给予补贴，他认为这种方式显然没有让农民对种地燃起更大的积极性，更不能杜绝抛荒。他认为粮食直补政策需要调整或者取消。

　　粮食直补如何补?

提高农民种地收益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

　　2004年，国家在2001年以来一系列试点的基础上，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一百多亿元，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在粮食价格上涨和直补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作用下，2004年新化县粮食增产3877万吨，增长了9%。

　　但是，由于产量难以统计，粮食直补政策在落实过程中，演变为按粮食种植面积，甚至最后干脆按耕地数量进行补贴，与粮食种植和产量本身脱钩，成为对农民“撒胡椒面”式的全员补助，直接拉动粮食生产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在丘陵地区新化，这一补贴实施方式对粮食生产的拉动并不明显。

　　为了扭转粮食种植面积下降的局面，2007年11月，新化推出了鼓励种粮的“新政”。首先是追究连片抛荒5亩以上的乡镇和村领导的责任，直至撤职，接着对连续抛荒两年以上者收回承包田，对确实没有种粮的，取消当年的粮食直补。还给予种粮大户高额奖励。但是，以行政手段保障粮食种植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不过，中储粮新化直属库的工作人员去新疆考察时，却有新的发现。

　　2006年新疆在粮食种植面积下降0.4%，特别是小麦播种面积持续减少丶总产连年减少丶库存逐步下降的情况下，施行对小麦收购每公斤直补0.2元丶大米每公斤直补0.3元的新政策，将粮食产量，尤其是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的商品粮数量，与补贴直接挂钩，从而有效刺激了农民种粮扩产积极性。

　　2007年新疆粮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比上年增加近百万亩。2008年，新疆按量补贴后的粮食价格达到了1.8元/公斤，继续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据粮食部门估计，粮食产量将达到近年历史新高900万吨左右。

　　当然，这一政策的执行也并非没有漏洞。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可能套取粮食直补。2006年夏收按量补贴政策开始实施时，新疆就进行了预防，对套取补贴的粮食企业，立即取消其粮食收购资格。

　　粮食直补政策只有和产量挂钩才能刺激生产;粮价继续提高才能刺激农民种粮;粮食储备目标只有和地方财力结合才能实现。

　　该不该限制粮价?

　　中央的粮食价格政策，也在权衡和相互抵消之中，自己跟自己打架。

　　2007年年底，中国宣布取消小麦丶稻谷丶大米丶玉米丶大豆等84类原粮及制粉产品的出口退税后，在不到两后时间内，再次宣布从2008年起，对小麦丶玉米丶稻谷丶大米丶大豆等57类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征收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关税，同时对小麦粉丶玉米粉丶大米粉三种商品的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消息宣布后，国际市场粮价大涨，国内大连商品交易所粮价期货则普遍下跌。国内外粮价出现巨大鸿沟。比如大米，目前国际米价每吨达到上千美元，而国内不过2600元人民币左右，国际价格是国内价格的将近3倍。

　　从中央政府角度而言，保障国内供应并控制因粮食而起的通胀，就必须限制粮食出口，但出口限制措施，同时限制了国内的粮价，降低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2008年2月和4月，国家发改委丶农业部等五部门两次提高稻谷和小麦的收购价，将本年新产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即每50公斤稻谷最低收购价分别比2007年提高7元;小麦比2007年分别高3—5元。两次累计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10%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4%-7%。

　　但是，对于计算劳动力投入后普遍亏本的农民而言，4%-10%的提价幅度，相对于国际粮价两三倍的高价，政府提高最低收购价给予的种粮价格激励，实际上远远不够。这反过来又成为抑制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为什么不能高价出口点，提高粮价，让农民多赚点钱刺激农民多种粮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说，“粮食政策和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搞对粮价。”

　　在卢锋看来，政府形成的粮食涨价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因素的判断，实际上并不成立。更多时候，粮食只是物价和工资上涨的被动接受者而已。“政府如果担心粮价上涨导致城市贫民生活困难，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补贴，而不必采取目前扭曲粮价丶限制贸易的政策。”

　　不惟粮价，中国粮食储备制度上分级负责而与财政状况不匹配的情况，同样是潜在威胁粮食安全的因素之一。

　　实际上，从新化及其所在娄底市的情况看，中国四级国家粮食储备中，县级储备普遍不到位非常明显。当这一现象成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非发达地区的普遍情况时，追问制度设计，就是必须的了。

　　长期以来，在地方长官负责制的要求下，省级政府逐渐将粮食储备的财政压力，转嫁到地县地方政府，逐渐演化为省市县各级分块负责粮食储备的制度。但实际上，中国人口分布县级以下人口最多，但就财政能力而言，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断增强，而县及县以下财政收入，却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造成县级财政能力与应有粮食储备规模普遍不相适应的情况。

　　县级财政困难让县级国家储备库有仓而不能储，但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为了养活自己，只好将代储作为最重要的业务。

　　在新化，县国家储备库为中储粮新化直属库代储的5000吨粮食，并不能得到新化直属库“同工同酬”的保管等方面的储备费用，而必须被当地直属库剥过一层皮，从而降低了国家财政资源在粮食储备方面的使用效率。

　　在卢锋看来，县级建立储备粮制度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真是需要，中央政府应该将这一职责承担起来，而不是让内地普遍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勉为其难地承担这种责任。”

　　实际上，专家们对导致地方承担过多粮食储备财政负担的地方长官负责制，也颇有微词。“这肯定将粮食市场分割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利于全国统一调配粮食资源。”国务院粮食专家团顾问李思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