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

　　1953年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国内和苏联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共同完成的。

　　它不但对北京城市的规模丶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做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丶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建国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投资大丶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现实问题，中央当然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1950年6月，建国刚刚半年的新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了台湾海峡。浓烈的火药味，包围着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战备理所应当地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因素。

　　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对地铁的战备功用深有体会。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避弹掩体，更成为了苏军的战时指挥部。

　　开战不久，苏军总参谋部就迁入地铁“白俄罗斯”车站，并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最危急的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指挥部也迁入“基洛夫地铁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涌入地铁，无论有无警报，他们每晚都到那里过夜。地铁的战备功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这无疑给了新中国领导人们很大启发。

　　然而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这一年，原本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工程师谢仁德,正准备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可出乎意料的是,组织上却把他调到了北京参与地铁筹建。这位曾经与茅以升共事过的老工程师十分诧异,那时他对于地铁的认识仅限于知道那是一种在地下行驶的机车。如何修建,毫不了解。

　　由于缺乏相关人才，北京市委在1954年10月报送中央的报告中请求“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

　　两年后，在国务院的安排下，由5人组成的苏联专家组来到北京。专家组组长是莫斯科地铁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参加过1931年莫斯科地铁建设。

　　同那一时期来华的众多苏联专家一样，他们不但带来了大量莫斯科地铁的详尽技术资料和丰富经验，甚至还为中国的技术人员作了多次扫盲性质的地铁技术讲座。

　　在帮助中国培养人才的同时，专家们还参与了拟定北京地铁远景规划方案和地铁工程的线路选择丶埋设深度丶隧道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在苏联专家带来苏联地铁范本的同时，大量中国留学生被派往苏联学习。1953年到1960年之间，被送往苏联学习地下铁道工程的中国学生陆陆续续有几千人。他们从规划设计到工程施工等各个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技术。回国后，他们带着从苏联学到的技术和理念，充实到与地铁有关的各个领域，在发展自主技术的同时也必然带回了深刻的苏联模式。

　　文章摘自《红色记忆：纪事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