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

　　陆克文简介

　　陆克文(1957.9.21— )，即凯文·路德 (Kevin Rudd，也译为凯文·拉德)，澳大利亚最大政党——工党领袖，在2007年11月24日举行的联邦大选中击败执政11年半之久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领袖约翰·霍华德，成为澳大利亚第26任联邦总理。陆克文是第一位能讲流利汉语的西方领导人。

　　陆克文是他自取的中文名。陆克文1957年9月21日出生于澳大利亚东部昆士兰州的楠伯，是家中4个孩子中最小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昆士兰州度过。中学时代的他口才出众，学习成绩优异。随后，就读于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1981年毕业，同年加入工党。

　　大学毕业后，陆克文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在海外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曾先后在澳大利亚驻瑞典大使馆和驻中国大使馆任外交官。

　　1995年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顾问。1997年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亚洲语言系副主任。

　　1998年，陆克文当选昆士兰州格里菲斯选区众议员，一直连任至2007年当选总理为止。

　　2001年担任“影子内阁”外交部长。

　　2006年12月，陆克文在工党领导会议中击败了金·比兹利，成为工党领袖。

　　2007年11月24日，陆克文当选为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已婚，有三个孩子。夫人瑞恩是他大学时代的恋人，也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在陆克文决定参加大选后，她为了避嫌，出售了自己的企业。

　　他爱好音乐丶阅读丶打高尔夫球丶钓鱼等。

陆克文《总理是位中国通》

　　1976年，他选择中文作为大学本科专业，31年后，他在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获胜，成为世界上首个会讲中国话的西方领袖。陆克文，这位正在中国访问的澳大利亚的“中国通”总理，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陆克文的简历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的佃农出身，还可以看到他喜欢中文，甚至上大学时主攻的就是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专业———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两点。

　　陆克文最早在澳大利亚人面前显示他卓越的中文水平是在2003年，那时他已经出任反对党影子内阁的外交部长，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并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所有的澳大利亚官员都戴着同声传译器，只有陆克文不戴，因为他能毫不费力地听懂胡锦涛的演讲。不久，陆克文不戴同声传译器的行为遭到议会同行———特别是时任外交部长唐纳的批评，被指责为是在炫耀自己的中文水平。回想起来，陆克文想炫耀一下中文水平的成分或许是有的。不过，我们更相信，陆克文想利用这个机会训练或检查一下自己的中文水平，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那时起，陆克文的中文水平便引起海内外相关人士的注意。那么，陆克文为什么会如此喜欢中文呢?他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去学习中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他是从什么时候起丶怎样迷恋上中文的呢?

　　与中国文化的“初恋”

　　陆克文回忆说，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喜爱，最早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和一本书有关。那时他只有10岁，母亲知道他喜欢读书，就经常买些书给他看。那一天，母亲买回来的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书。当只有10岁的陆克文刚刚拿起这本书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我们可以这样想像：他如饥似渴地读下去，并开始憧憬那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

　　1976年，陆克文高中毕业，获得了全校第一名的优秀成绩。可是，令所有人惊奇的是，成绩如此优秀的陆克文没有报考热门的法律或医学，而是选择了冷门专业———外语，而且是冷门中的冷门———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在西方国家，法律和医学是最热门的学科，要求的成绩也最高。按陆克文的成绩，他几乎可以进入澳大利亚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专业学习，可是他没有。陆克文选择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设在首都堪培拉，是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之一，几乎在每一次全球大学100强排行榜上都进入前20名。说到大学生活，陆克文在大选前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芮成钢的访谈时曾这样描述：“上世纪7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汉语。我们学习汉语的时候，老师比较严格，逼着我们学古代汉语丶现代汉语丶中国历史丶中国文学丶中国哲学等。”听得出来，陆克文是带着欣赏的口气来描绘这段经历的。

　　4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紧张而愉快地度过了，陆克文的成绩很好，差不多已经完全掌握了中文。当陆克文顺利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不久的一个下午，他的那位严格的老师———东方语言系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去，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郑重推荐他读荣誉学位(在读完全部大学课程后，如果你的成绩好，则可在校方的推荐下再多读一年，然后就可以获得荣誉学位)。陆克文接受了老师的推荐，在大学里多待了一年。这一年———毫无疑问，又是刻苦的一年。毕业时，他获得一级荣誉学位(澳大利亚的荣誉学位是分等级的，最高的是大学奖章，然后再按一级荣誉学位和二级荣誉学位这样往下排，一共5个等级，一级荣誉学位的标准是每个单科成绩都在80分以上)。

　　大学时，曾用中文演舞台剧

　　陆克文的中文水平到底如何，可能还得听听教过他的中文老师是怎么评价的。大选前，有一次悉尼的中文作家组织活动，笔者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亚洲语言系高级讲师张典姊坐在一起，无意间得知张典姊曾教过陆克文中文。

　　原来，张典姊1977年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开设了一系列中文课程，陆克文正是她的学生之一。张典姊对这位学生赞不绝口，说他不仅勤奋用功丶思维清晰，而且还很有前瞻性，绝对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她透露说，陆克文那时已经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很有君子风范，总是彬彬有礼，笑容满面，而且学习非常用功。她对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甚至在那时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才。她还说，陆克文的思维非常清晰，说话逻辑非常严密。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非常重要。

　　张典姊讲了个有趣的故事。她说，陆克文在大学读书时还用中文演过舞台剧，甚至还在剧中唱过一段京剧。她说，那是她写的一个剧，叫做《小放牛》，陆克文在里面扮演地主，表演得惟妙惟肖。张典姊回忆说，20岁的陆克文很瘦，为了装扮脑满肠肥的地主，还特地在衣服里塞了一个皮球。当时，班上的14名学生都参加了演出，由于女生比较多，于是其中的6个女生就都安排成陆克文的“小妾”。为了描绘地主的生活状态，还安排陆克文在出场时哼唱了一小段京剧呢。

　　张典姊回忆说，那出戏是1977年8月份公演的。公演后获得了满堂彩，有200多名观众前来捧场，其中不乏名流政客，如澳大利亚外交部的官员丶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官员，还有国立图书馆和国立大学的相关人员。后来陆克文还带领同学在堪培拉唐人街的一个中餐馆搞了一个答谢宴，并代表剧组发言，感谢大家的关心。陆克文考虑问题很周全，不仅安排午餐，还代表同学送了张典姊老师一束鲜花，作为对她辛苦教学的感

　　谢。张典姊老师一再说：“他那时真的很活跃，当时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有外交才能!”

　　陆克文学中文，是从“农业学大寨”开始的。张典姊老师说，陆克文对中国的研究始于1976年，他后来才意识到，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正是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陆克文的中文学习涵盖了现代汉语丶古代汉语丶中国历史丶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学，一共学了5年。有意思的是，他刚开始的学习内容是“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可是到了大学3年级时候就改了，开始钻研邓小平理论，知道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极具特殊含义的词和这些词语后面的故事;等到陆克文大学毕业时，已经开始和同学深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了。也就是说，当陆克文真正想了解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陆克文了解的不仅仅是古老的中国，还有现代的中国。

　　女儿爱上中国小伙，儿子曾留学复旦

　　陆克文经常骄傲地对记者说，我支持多元文化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小社会。实际上，我们家的所有人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感兴趣，我的3个孩子都在学习汉语，而且我的女儿与一位华裔小伙子结婚了。现在我的大儿子在大学读法律，同时也学习汉语，水平不错，2005年他曾到复旦大学读书。小儿子还在读初中，也在学习汉语。

　　陆克文一家都喜欢中文，这和陆克文早年在北京工作有关。陆克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带着夫人和女儿在中国工作了。当中国记者问到这一段经历时，他充满温情：“我的夫人和我都对北京有着一种特别的爱。我们热爱北京，我们热爱北京人民，当然还有它的文化。”接着，陆克文话锋一转，又说：“20年后，我们在2007年4月份又带着我们的女儿杰西卡来到北京，而且，我们的女儿还带着她的男朋友，他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小伙子。”

　　陆克文说的那个“来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小伙子”是在布里斯班一家银行工作的谢若谷(Albert Tse)。谢若谷是学法律的，在银行专门负责法律事务。刚巧杰西卡也是学法律的，于是，两个人就因为工作而且是同行认识了。

　　谢若谷和杰西卡的婚礼是在2007年5月7日举行的。那天，阳光灿烂，微风徐徐，坐落在布里斯班东部的圣公会教堂聚集了很多人。当婚礼开始的时候，笑容满面的陆克文挽着他23岁的女儿杰西卡，踏着红地毯走过来。杰西卡在来宾的掌声中被老爸带到她的夫婿谢若谷面前。28岁的谢若谷，身穿西式婚服，很是精神。然后，仪式就开始了。

　　陆克文那天显得很轻松，也很高兴，笑得合不上嘴，他在为自己家的澳中联姻而自豪。不过，他后来对记者承认说，他在婚礼举行前的几小时里感到“有点紧张”。他说他在婚礼前不断地看史蒂夫·马丁的影片。那是一部喜剧电影，叫做《新娘的父亲》，史蒂夫·马丁在里面扮演一个在女儿的婚礼上丑态百出的父亲。陆克文自嘲地说：“我发觉，电影里的史蒂夫·马丁绝对比我现在的状态好多了，正常多了。”

　　入乡随俗，骑车逛北京

　　在陆克文的简历中还有一段经历特别值得中国读者关注，那就是，他曾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工作过4年多(1984年至1988年)。在此之前有相同经历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是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即老布什)，他曾于1974年至1975年出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

　　所有人都期待详细了解陆克文在北京的这段经历。可是非常遗憾，媒体对陆克文的这段经历知之甚少。其实，只要大家认真回忆一下，就会发现，陆克文在北京工作期间，中澳两国并无大事件发生。既然无大事，陆克文的工作基本上也只能是日常工作。当然，陆克文的日常工作完成得很出色。接下来，大家还想了解什么?当然是陆克文在北京的生活了。

　　陆克文的太太特雷莎后来回忆说，记得北京有一个友谊商店，是专门给外国人开的，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些速冻食品，还有罐装的番茄酱什么的。难买到的是蔬菜和水果，有时能买到白菜，有时能买到苹果，但这都说不准。只有洋葱是基本上保证供应的。

　　可是对陆克文来说，他喜欢来北京工作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迷恋中国文化，渴望了解中国，这是从他10岁时读了那本介绍中国古代文明的小书就开始了的。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逛北京。那时的北京给陆克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用他的话说———那时候的北京美得很。为什么美呢?陆克文解释说：“只有一幢高层建筑，就是在长安街上的一幢大楼，其他的都是3层以下的小楼。那是一座除了没有城墙，别的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的古老城市。”

　　陆克文很想看看这座古老的城市。他和特雷莎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骑上自行车，加入滚滚人流，一边体会普通中国人的出行方式，一边游览北京。我们知道，1984年的北京，每到上下班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自行车扑过来，很是壮观。可以想像，那么多的人挤在同一条马路上骑自行车，是陆克文和特雷莎闻所未闻丶见所未见的。可能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是很快，他们就入乡随俗了。

　　不过，陆克文并没骑多久自行车，就改成开汽车了。他们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那是陆克文从即将退休的新西兰驻华使馆的一秘那儿买下来的，很破的丰田车。陆克文后来回忆道：“那车花了我整整600澳元———那是我当时全部的存款!”

　　在北京开车的最大问题是在冬天，路面结了冰，简直就像是在冰上滑行。有一次，陆克文必须马上从家里赶到大使馆去取一份刚从堪培拉发过来的电报。那天是圣诞节，马路就像一个大溜冰场，根本无法开车。陆克文后来回忆说：“我只能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小心翼翼开过去，又开回来。当我最后开到家时，不禁在心里高呼3遍‘万福玛丽亚’!”可惜的是，陆克文对上天的感谢太早了点，就在陆克文准备把车停在外国人专用的停车场，转弯时，不听使唤的车子对准一辆新西兰高级外交官的车滑了过去，把对方车身的一侧给撞坏了。

　　在北京亲眼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陆克文来到北京的第二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换成罗斯·伽瑙特。罗斯·伽瑙特在澳大利亚外交界很有威望，而且很看重陆克文。

　　罗斯·伽瑙特对陆克文的回忆是在十三陵打板球。板球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体育项目，几乎就是国球。你要是不会打板球甚至会被人笑话的。可是陆克文不是很会打板球。罗斯·伽瑙特说，每到周末他通常会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明十三陵野餐，“我们野餐之后还会在陵墓旁边打一会儿板球。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陆克文的。”

　　罗斯·伽瑙特回忆说，遗憾的是，陆克文的板球技术很差，可能自当年他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什么大长进。伽瑙特说：“澳大利亚队的11名参赛队员中通常没有他。不过有时候也会让他上场，他作为一个守门员勉强还说得过去吧，偶尔也能得几分。”

　　罗斯·伽瑙特虽然在板球上揶揄陆克文，但他一直认为陆克文是个人才。他认为陆克文很踏实，工作很有效率，认定他在外交界将会是个很成功的人士。据罗斯·伽瑙特回忆说，陆克文一度被指定负责中国经济分析，他当时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写分析报告。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背景，因此花了很多工夫补习。

　　作为使馆的政治处一秘，陆克文的主要职责是报告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动向的情况。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和中国人交往不是那么容易，用陆克文后来的说法就是：当时实行对外国人“高度警觉”的防范机制，中国人不允许单独到外交使节的住所，除非有官方的邀请，或者是经外交人员服务局批准。所以当时和当地居民交往比较困难。但尽管如此，陆克文的工作依然做得非常出色。

　　因为陆克文想了解中国，他每时每刻都在细心关注着中国还没有人注意到的但却是非同寻常的变化，他知道，这个变化正在中国内部悄悄进行着。特雷莎回忆说：“我们还在那儿的时候，邓小平就讲话了，他说人们可以卖掉房产和物资，并自得其利。所以，几乎是一夜之间，街上就涌满了小摊贩;几乎是一夜之间，你突然可以花很少的钱买一件丝绸睡袍;几乎是一夜之间，你可以买到不带伤痕的苹果。到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在大街上看到私家车，虽然不是很多。而且，50%的人不再穿中山装了，物质变得逐渐丰富起来。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特雷莎说出了陆克文一直没有机会说的话———他在北京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