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赵启正，1940年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物理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委常委丶组织部长丶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1998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2005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丶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

　　著有《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说谈话录》丶《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的沟通艺术》丶《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丶《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对话》（与美国作者合著）丶《浦东逻辑———浦东开发和经济全球化》丶《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等，均为畅销书籍。

　　电影《立春》在去年10月的罗马电影节摘得最佳女主角桂冠，170多所孔子学院陆续落户50多个国家，中国在第59届法兰克福书展上实现了版权贸易顺差……一个个看似喜人的事件却不能掩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尴尬。“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不像经济交流中那样保持顺差，我们对外文化交流逆差较大，加强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一重大战略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为何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逆差较大

　　赵启正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比较晚，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关切是近30年的事情。一些媒体和反华势力由于保持着冷战思维和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时有片面丶曲解丶甚至攻击，致使外国公众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很多无知丶不知和误解。所以中国需要加强对外表达自己，说明自己，同时解释误会，回答随时出现的问题。对外说明中国的基础是中国日新月异的进步事实，对外表达的手段是文化交流，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但是在今天，中国远远不是一个文化产业大国。赵启正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在贸易领域的逆差是20%至30%，就算很大了。但是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贸易的逆差有数倍之大。以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载体———图书的领域为例，经过我们许多部门的努力，版权贸易逆差已经从前几年的1∶10缩小为现在的1∶7，但仍然是太大的数字。并且出口图书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汉字文化圈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我们跟欧美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甚至达到1∶100以上。”

　　为何想走出国门要先练好“内功”

　　“造成这样大逆差并不是某一个或几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文化软实力本身，包括文化对外传播能力在内还不够强大。”赵启正仍以出版业为例解释说，“中国一年出版20多万种图书，为什么出口量却那么少呢?这里面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缺少能写出在世界传播的作品的作者。二是外国人当中会读中文的实在很少，和英语丶西班牙语的书籍不经翻译就能大量出口不同，中文书不经翻译就很难流传。西班牙的国务秘书曾对我说，世界共有30多个国家通行西语，美国能读西语的人比西班牙人口还多。”赵启正估计，能很好地把中文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在北京也不过30多位，其中很多是老同志。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丶林语堂的《吾国吾民》都是直接用英文写作的，当前我们也缺少这样的大家。为了加强我国图书的对外发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有一个“中国图书对外推行计划”，其具体做法是，每年，国内各出版社推荐自己认为适合外国人读的书，经过集中选定，翻译出英语丶法语丶德语丶西班牙语等语种的摘要，然后给外国出版商挑选，由他们翻译丶发行。我们给予一些支持，比如版权费用比较低，或帮助注释某些外国读者的难解部分。这样做的效果极好，成本也大减。和法国第一次合作时，一下子就翻译了70本，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几乎每本书都买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根基深厚，但是如果不积极推动它，它也不会自动走到世界。赵启正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四大京剧院的网站里基本没有英文，外国人要从中国网站检索自然无获而归。但这并不是头等重要的，头等重要的是在国内振兴京剧，这包括普及和提高，这才有向世界推广的基础，在国内不兴旺，何谈国际传播!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剧研究中心，希望它能帮助大学生理解京剧，喜欢京剧，也在表演理论上有新的提炼，为京剧振兴作出贡献。”

　　走向世界的路，不能总抱怨外界帮助不够，要靠行内人自己走，走向世界的行内人包括艺术家,更包括艺术经营家。就比如“女子十二乐坊”，成本不高，时间不长，却很成功。赵启正说：“条条大路通世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大家都要去创造，都要去做试验，都要去做努力。索尼演出公司的总裁对我说过，中国的演员是一流的，但缺乏营销人才。”

　　走出国门，要选好恰当的方式

　　“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化，当然首先是带有中国符号的文化产品。”赵启正解释说，日本的动漫丶韩国的电视剧在文化输出方面都比较成功。影视作品和动漫本身是一个新技术，但内容是博得海外观众认可的第一要素。日本动漫讲的是日本故事，韩国电视剧是韩国故事，中国的文化作品必然讲的是中国故事，而且是那些反映中国人情操的丶外国人容易理解的故事。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如果要让他们明白中国的文化，就要费一番功夫，不仅仅是语言要翻译，而且可以说是一种跨文化的翻译。“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就是我们的任务。” 他告诉记者：“《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可以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相媲美的故事。但是，你要用越剧唱，过不了黄河长江，要用小提琴协奏曲就能走遍世界。”

　　赵启正还是以京剧来继续说明。京剧被翻译为“Peking Opera”(北京歌剧)。法国人跟他说,他们以为“Peking Opera”就是北京演的《茶花女》丶北京演的《图兰朵》。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外国没有的东西，尤其作为一种国粹，对外传播时，最好使用音译，不应该附会一种似乎相近丶其实不同的东西。比如日本歌舞伎的英译名为“Kabuki”，就不会被误解为“东京歌剧”。所以，京剧就应该译为“Jingju”。类似的例子还有相声翻译为“Cross Talk”(交叉谈话，电话串音)。外国没有这种艺术，想附会也无可附会，才用了“Cross Talk”。而日本的口头表演“漫才”，英译名则为“Mannzai”。

　　赵启正以他的经验对记者说：“给外国人讲问题不要长篇大论，别拿大理论而要用小故事去讲。”他常讲一句话：“要给人苹果，而不要直接给维生素C。”赵启正说：“有的人往往喜欢把苹果加工成果酱送给朋友，甚至为了简洁高效，只把苹果中的维生素C提炼出来送人。这样就把中国丰富多彩的生动故事变成了单调的数字和政治结论;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形态变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句话了。但事实是，只有故事才能带着真理走得更远。把真理从故事里抽出来是哲学家的事情，不是给大众读的，所以我们的书不是越厚越好，句子不是越长越好。”

　　中国已进入公共外交时代

　　“中国人丶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他们是不是也承载了宣传中国文化的任务?”对这个问题，赵启正回答说：“中国已进入了公共外交的时代。”“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一个重要的互补内容，公共外交的含义比原来民间外交的含义要大丶要宽。主语或者宾语是公众的国际交往，就是公共外交。一位中国大学教授到美国大学演说，是公共外交;一位美国教授拜访中国的一位政府官员，是公共外交;一位中国人和一位外国人的交流，也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一词是输入的，也可以译为公众外交。”

　　“为什么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的时代呢?”记者问。赵启正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做了说明：“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济发展如此之快，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是包括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大量密切交往，互访丶会议丶谈判丶甚至打国际官司。中国在2006年出国的人数是3400万人，在1978年以前，平均每年出国只有3万人次，现在是那时的1000多倍。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增长。去年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不包括港澳台同胞)是2200万人次。3400万人出去，2200万人进来，这是多么大的跨文化的交流啊。所以，不管有意无意，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是在表达中国。每一个人都应有公共外交意识，恰当表达中国的国情丶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政策。”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才能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丶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才能为全人类文化的发展继续作贡献。赵启正告诉记者，“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有影响力，国之强大才有持续力量。所以，文化不仅需要积淀，还需要振兴，需要创新。”他认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也有机会吸收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丰富我们自身的文化。今天是中国文化大发展丶大繁荣的时代，可以期望我国的文化产业丶国内外文化市场比起前一时期有更迅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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