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哈佛大学，供职于华尔街，亲眼目睹了艾滋病对于美国的重创，对于中国的威胁，放弃金融家的锦绣前程，投身救助艾滋孤儿的事业。杜聪以个人的力量，为那些无望者找到希望，他的跨界，是行动者的跨界，散发出悲悯的光辉。

前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级雇员
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

　　他为这些孩子着想的，远胜过他们死于艾滋病的父母，从小学丶初中丶高中到中专丶技校丶大学，杜聪甚至为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2006年初，他带着一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丶广州，帮他们在私企找工作。

　　3月13日，杜聪在北京出差，身份是欧洲一家银行企业融资部的高级职员。2007年初，他结束了6年没有收入的状态，找到了这份工作，但同时，他依然是香港智行基金会的主席，依然利用双休日去北京的办事处处理事务。

　　2008年，是杜聪从事艾滋病孤儿救助的第7个年头。他伴随着一批批受救助的孩子度过了12个学期，其中一些人已经进了大学。

　　华尔街高级雇员的忧虑

　　杜聪出生在香港。小学和初中读的是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全家移民去了美国。他在旧金山念完高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之后考入哈佛大学，在东亚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曾是杜维明的学生。1991年毕业后回到纽约，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纽约和旧金山恰好是风暴眼：一群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亡。杜聪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后来也死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人们几乎认定，所有的艾滋病人都会死亡。

　　银行的融资项目涉及高速公路丶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因此有机会去内地偏远的地方出差。那几年，仅贵州省他就去过8次，还有山东丶湖南丶湖北等省份。他感受到内地的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艾滋病可能蔓延的迹象。90年代的中国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出现艾滋病爆发或死亡的高峰？这是杜聪经常问自己的。

　　把智慧和拯救付诸行动

　　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生活是另一种图景。经常性地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偶尔达到100小时，“很忙很忙，所以人家都说，在那里工作一年，相当于拥有在别的地方工作三年的经验。”

　　杜聪当时的年薪，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金领中的金领。每天上下班，他有专门的司机接送。银行里还有好几架私人飞机，去某些地方出差，都是坐飞机，“那种小飞机让我觉得有压迫感。”回首那一段奢华时光，杜聪觉得，    “那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蛮奢侈浪费的”。

　　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位居联席董事（相当于副总裁）。两年半后，他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1998年，杜聪与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的意思。

　　2003年，杜聪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此后，他还入选过“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获得过“2006杰出世界青年”称号。

有点像焦裕禄
       

　　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上蔡村，一天之内跑了几个村子。在那里，每10个成年人中约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疱疹丶痔疮丶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绝望时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