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清理垃圾卖苦力的工读学生，到军事政权的反抗者丶现代集团会长丶首尔市长，到当选为韩国第17届总统——李明博的经历就是韩国现实版的“工薪族神话”。“给普通人以希望，并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这就是我理想的生活”。《经营未来——李明博自传》为我们展示了李明博的坎坷经历和内心世界。

《经营未来——李明博自传》

　　拒绝追随会长参政

　　1991年夏天，关于郑周永会长参政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我该何去何从?郑会长让我当场作决定。

　　“我没想到会长会以这种方式参政。这样一来，情况会变得很复杂。我本人不想参政，我也没有必要参政。会长创立新党作为反对党，如果我也参加，下面的社长丶部长也都出马的话，我们社会的政治风气和现代集团的形象会变成怎样?我们集团内生产国民生活日用消费品的企业很少，母公司现代建设主要依靠海外工程和政府订单，如果贸然介入政治，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郑会长既已表明参政立场，我这个下属紧随其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听到我的反对意见，郑会长非常不快。

　　“你瞎操什么心?就算倒闭，也是我的公司倒闭，我说可以就可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会长，这个公司在法律上是您的公司，但是和其他每一个‘现代’成员一样，在精神上我也把自己看做公司的主人。从我第一天进公司，我就没把‘现代’当做别人的公司，而是当做我自己的公司，寄予一生的希望才走到今天。我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跟会长说刚才的话的。”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心底感到一阵空虚。我隐隐感觉到，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其实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郑会长与卢泰愚政权的经济政策主管的关系十分恶劣，因此对卢泰愚总统也有诸多不满。我想，他是不是出于逆反心理才有参政的想法?

　　我决定劝阻他。郑会长断然否定了我的建议。

　　第二天，我第三次劝阻。我长篇大论一番，郑会长只是扔下一句反对的话。我能感觉到他的不满——“你要从政，还得跟着我，哪来那么多废话?”

　　仿佛一列隆隆开动的火车，我已无力让它掉转方向。

　　西归浦海边的决定

　　多次劝阻未果，作决定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了。当时“现代”正在1600亿税金的巨大压力下苦苦挣扎，我每天忙着四处奔走。在这个时候，郑会长对我下达了“最后通牒”:12月底必须作出决定。他的意思是无论如何要我跟着他一起离开“现代”。

　　最让我苦恼的是，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丶带有封建意识的观念——凡事都得盲目跟从企业主。对此我一直不能苟同。我认为，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应当比企业主更具主人意识，而且首先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丶“良心的主人”，以此才能成为“事业的主人”。如果企业主在企业内提出“三峡河坝工程让我们来做做看”，或者“用民间资本开发韩日海峡隧道”，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是不会提出异议的。不管指令有多么不切实际，只要企业主不动摇，我就会全力以赴，这是企业经营者应有的姿态，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现代公司这些年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政治和企业是两码事，这不单纯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

　　如果郑周永不是作为韩国最大的财阀，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出参政宣言，我的反应会怎样呢?年轻时代的郑周永富有促进力丶判断力和开拓精神，为人谦虚丶简朴，我对他十分崇敬。但是，1979年三星集团的《中央日报》与现代集团之间的“极端对立”令我至今难忘。被财阀控制的媒体对其他企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今，“现代”如果插手政治而获得权力，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不能和郑会长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年末，我带着烦恼，和家人一起到济州岛度假。这是我成家以来，第一次和妻儿一起外出旅行。妻子和四个孩子都很有兴致，而我却怎么也融入不了这温馨的氛围。

　　再过一天我就50岁了，正是“知天命”的年纪。我望着西归浦的大海陷入了沉思。我在“现代”工作了27年。20多岁当理事，30多岁当社长，40多岁当会长，人们称我为“工薪族的神话”。在旁观者看来，此类“神话”不过谈资一种;而对于身处其中的我来说，突破层层危机丶重重挑战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在“拦路虎”出现的时候，我总是毅然迎上前去，而不是退缩，或许这就是人们把我称作“工薪族的神话”的原因。

　　冬天，南边的大海总是那么宽广。大海的无限宽广似乎预示着无限的未来……

　　第二天，1992年1月1日的清晨，我又独自漫步在海边。23年的艰难成长，27年的奋力拼搏，50年仿佛一晃而过。在“现代”，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拼命工作，工作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从赤道密林到热带沙漠，再到万里冰封的西伯利亚，我几乎走遍了世界。“现代”从一个无名中小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直至跨国企业，我一直位居其核心;我们国家从人均GDP100美元增长到8000美元，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相信，没有我，“现代”依然会走得很好。

　　在“现代”的最后一天

　　1992年1月3日，也就是从西归浦回来的第二天，我去现代集团桂洞总部上班。我在“现代”的最后一天恰巧是公司开始新一年业务的第一天。

　　郑周永会长一身运动装扮走进了会议室，这让大家有些惊讶。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郑会长一脸严肃地坐下，一句问候语都没有，开口就说:“从今天起，我和李明博会长丶李来副社长正式辞去公司职务，开始从政。”说完就走了。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谁都不敢开口。最后还是郑世永会长打破沉默，匆匆结束了新年仪式。

　　我径直去了郑会长的办公室。郑会长一人坐在那里。

　　“会长，我帮不上您的忙了，非常惭愧，告辞了。”就像郑会长用一句话通告辞职一样，我也用一句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这就是我对郑会长“最后通牒”的答复。

　　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郑会长起身对我说:“过两天再见个面吧。”

　　“我会考虑。”

　　会考虑的说法其实就是拒绝。以往和郑会长商谈公司事务时，我从来没有说过“会考虑”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关上会长办公室门的一刹那，我感觉到自己与“现代”连接了27年的纽带“嘣”地一声，断了。

　　我在办公室里度过了我在“现代”的最后一天。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会像我这样和企业主决裂。多数经营者都会按照企业主的指令行事，但我不愿意这样。对于不与郑会长创立统一国民党合作的决定，我没有丝毫后悔或留恋。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我的决定是合理的丶正确的。

　　1992年1月3日，我离开了现代集团。我在现代建设总公司近500名员工面前宣读了离职书。我强调了公司利益的首要性，委婉地表明了不应以个人政治目的牺牲公司利益的观点。这就是我这个比企业主更爱企业的经营者丶不靠血缘关系成为公司领导者的“符合劳动标准法的劳动者”能为“现代”做的最后一件事。

　　很多人以为我离开“现代”时得了很多好处。事实上，1992年我离开“现代”的时候，和我27年前进入“现代”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当年我考试合格进入了公司，27年后我拿着合法的退职金离开了公司。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为自己没有接受任何补偿而感到自豪。不期待任何补偿是我从小在母亲身上学到的生活态度。再穷丶再困难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人，这是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

　　企业主有他自己的用人原则。当我听到“郑会长与李明博情同父子”之类的话，我只能一笑置之。没有人会因为某人是同乡或校友而提拔他。“现代”从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为大财团，正是科学用人的结果。在这方面，郑周永会长确实是一位“用兵高手”。

　　我之所以能在“现代”工作27年，理由很简单——我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再难的事只要交给李明博就行。我用自己的行动让大家知道，我是公司需要的人。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为郑会长才拼命工作的。登山者爱说“因为山在那里”，工作之于我也是一样。因为有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我才会留在那里。离开“现代”的原因也因此变得很简单。

　　走上新的航程

　　1992年1月在西归浦作出离开“现代”的决定时，我原本打算花一两年时间去国外学习。但突然有一天，执政党的某位人士找到我，邀请我竞选民自党地区议员。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我现在还不想介入政治。竞选地区议员的话难免会和郑会长的政党唱对台戏，这会让双方都很尴尬，不是明智之举。”

　　可是没过多久，一天早上六点多钟，当时的党代表部门给我打来电话，约我见面。“李会长是经营家，要做个保持本色的议员，来我们全国区是最合适不过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最先接触并适应国际化的人是企业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和世界一流企业并肩竞争，但在政治上却依然像是井底之蛙，只为权力而争斗。这种空洞的使命感，必须用我的经验和能力予以补充，这就是我选择这条路的理由。

　　1992年3月，我当选为当时的执政党——民自党全国区国会议员，向着新的目的地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