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爱结交朋友的人。以至于钱其琛有过这样的评价：“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200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除了怀念，似乎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他和他朋友的故事，今天的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延续?

　　上世纪60年代末丶70年代初的一天，下午5点以后，外交部礼宾司的同事们大都下班了。马保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响起熟悉的淮安口音：“我是周恩来呀!”马保奉赶紧说：“总理您等一等，我把司长叫过来。”没想到周恩来却开门见山：“谁管明天卡翁达(时任赞比亚总统)访问的文艺晚会?”得知是马保奉负责后，总理立刻让他记下了新调整的晚会节目单。按照礼宾工作需要，还要送去翻译。

　　周总理的朋友们未必知道，这个大国总理接待朋友时竟是如此事必躬亲。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礼宾司到2007年退休，马保奉大部分时间都在礼宾司工作，这使他对周总理的待客之道有很多切身的体会。中苏关系不好时，在接待国宾的宴会讲话上时常批判“苏修”，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节往往会退席抗议。由于讲话一般安排在冷盘之后丶上热菜之前，因此就出现了退席使节吃不上热菜的情况。

　　周总理发现后，找礼宾司商量，把讲话时间改在吃完热菜之后，这样即使一些使节退席，也可以让他们吃好饭。“周总理就是周到。”不管当时那些驻华使节是否领总理的情，但他的诚意却清晰可见。“今天我们的外交礼宾工作严谨丶周到丶细致的好作风，就是周恩来言传身教丶手把手培养起来的。”对于这笔外交遗产，马保奉希望把它传承下去。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我认为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离不开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是曾任日本驻华大使丶现任日中友好协会代理会长的佐藤嘉恭。虽然和周恩来只有一面之缘，而且前后不到2个小时，但用佐藤自己的话说，“那次见面至今还总在记忆里回转”。1965年，为纪念万隆会议召开10周年，中日代表团“意外”相逢。

　　当时印尼方面特意为中日两团安排了非正式午餐会。周总理的第一句话，就给随团的佐藤留下“强烈印象”。“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日本代表团团长川岛正次说，‘我认为中日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两国关系’。当时两国还未建交，所以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说。他真的是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会餐结束后，周总理走过来和每位日本代表团的成员握手。“那是我和他唯一一次握手。”与周总理见面后的第30个年头，佐藤来到中国出任日本驻华大使。每次他和中国官员提起那次见面，“都感觉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今年已经74岁高龄的佐藤告诉记者，和他同年代的很多日本外交官都很佩服周恩来。他希望两国都能珍惜相互的友好关系，踏踏实实解决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这也许才是对周恩来最好的怀念吧”。

　　在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所写的《外交案例》一书中，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被当作了“外交大智慧”的案例。“当时中国有三种选择，支持万隆会议但不参加;参加但以意识形态划线;参加会议而且力促会议成功。”吴建民说，中国选择了第三条。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思想，成为会议成功的关键。

　　“求同存异，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代表了历史的潮流，体现了人类进步的方向，了不起，所以是大智慧，不是雕虫小技，它能管很多年。”吴建民说，十七大报告里“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源于求同存异思想。吴建民向记者透露，外交学院将建“周恩来外交研究中心”。“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是为了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采访中吴建民总是调整坐姿的动作，让记者记者有些不安：“您的腰是不是不太好?真不好意思……”“没有啊，我的腰很好。”在外交学院会议室，吴建民的回答一时让记者有些困惑。“我讲话要看着人家，否则会觉得不大尊重，椅子太重，我只有调整自己。”记者突然想起，刚才这位中国前驻法大使说过，周总理对他影响甚深，包括“平等待人”。

　　1965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吴建民，曾经为毛泽东主席丶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法语翻译。3月4日，身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他，与记者的对话就从当年的那段经历开始。

　　记者：听说因为早年留学法国，周总理的法语也不错。给他当法语翻译，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吴建民：他可以听懂，而且能够听出来你是不是原原本本地翻给对方，这当然对有的翻译会有压力。我还好，开头有点紧张，但慢慢就适应了。

　　记者：总理对很多事情都很严谨丶细致。

　　吴建民：是。有一次我去人民大会堂给他当翻译，总理露了一面就不见了，那时外宾还没来，总理哪去了?原来在旁边房间刮胡子。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看总理，他的衣冠总是很整洁。尽管衣服并不新，但是给人一种大国总理的气派。

　　记者：总理这么细致，在他身边工作也会紧张吧?

　　吴建民：那当然，比如文字上的东西，他会具体到给你挑错别字。所以外交部报告的文字都比较严谨，因为总理如果发现有错别字，会批评的。

　　记者：您见过总理发脾气吗?

　　吴建民：有的时候总理也发脾气。尤其对有些外交人员身上的“大国主义”习气深恶痛绝，他会骂得你狗血喷头。比如看不起小国，想指挥人家，到人家那里不尊重风俗习惯，嫌人家落后，总理非常非常看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