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

　　现在看来，布什很难在余下的几个月里再干一番“大事业”了，因此，谈论布什的外交遗产似乎也不算为时尚早。

　　在如何看待布什外交遗产的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丶不同的政治派别丶不同的利益集团乃至不同的个人，因为不同的利益牵扯和价值判断，一定会有不同的结论。布什本人喜欢自比杜鲁门总统。他本人及其幕僚最爱举的一个例子是，杜鲁门任内外交政策广受批评，民意支持率比布什还低，但历史证明，是杜鲁门开启了冷战，揭开了同社会主义阵营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战争的序幕。“没有杜鲁门就没有冷战，没有冷战就不会有冷战的胜利，美国今天也就不可能独享一超的实力地位”。因此，布什阵营似乎不在意人们的批评，颇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丶“自有历史评说”的意味。

布什及其核心幕僚赖斯

　　在布什及其核心幕僚赖斯等人看来，他们过去七年所实践的，是一项堪与赢得冷战的“遏制战略”相提并论的大战略。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布什主义”丶“新布什主义”丶“转型外交”丶“军事变革”丶“邪恶轴心”丶“暴政前哨”丶“先发制人”丶“利益攸关方”等一系列概念丶提法丶理念丶思想以及阿富汗战争丶伊拉克战争丶反恐战争丶(针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新型意识形态战争等一个个“大胆行动”的集合体。这些思想看似零散，这些动作看似鲁莽，但在布什团队看来却有一整套逻辑支撑，是理性的抉择：

        其一，是一超独霸的“实力观”。尽管克林顿政府也自信美国的实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布什政府更讲求所谓实力的运用，“有实力不用等于过期作废”，敢于将超强实力转化成实现美国战略目标的行动力。

　　其二，是不受约束的“战略观”。既然实力如此强大，那就付诸行动吧。于是便衍生出“先发制人”这样超越常规的新战略，并动辄行单边主义。

　　其三，善恶两分法的“价值观”。丰富多彩的世界在布什眼里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要么邪恶丶暴政丶专制，要么善良丶良政丶自由。对于前者，必须竭尽所能予以根除丶改造或管制;对于后者，则极尽拉拢丶亲近甚至呵护;对于中间派，则采用两面手法，逼其与前者划清界限，向后者逐步靠拢。

　　其四，颠覆传统的“世界观”。在赖斯等人看来，实力分配及实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能解读21世纪国际政治的本质，一国内部政权的性质如何才更具实质性意义。这一论断正是布什政府罔顾国际关系一些既有行为准则丶打破共和党惯于搞大国制衡的“传家宝”，一门心思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丶谋划“大中亚计划”丶偏好政权更迭的法理基础和思想源头之一。以上诸论，早已植根于布什团队的头脑中，“9•11”事件的爆发只是使这些观念更加强化而已。

　　于是，一场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被解读为是当年克林顿政府无所作为丶养痈遗患的结果，被理解成极端伊斯兰主义对西方文明世界发动的意识形态挑战，被误以为通过军事打击丶政权更迭丶民主改造就可一劳永逸地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实现反恐谋霸两不误的大战略目标。直到今天，布什团队依然认为上述逻辑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两点未受重视的战略收益

　　如果诚如布什团队所言，对他的外交遗产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回过头看布什执政期间所做的一切，对美国霸权地位产生积极影响的，恐怕不是布什丶赖斯等人所预期的“拉开了一场新的针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的序幕”，也不大可能是对中东地区展开的历史性改造，因为历史终将证明这又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丶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事实也已经证明，恰恰因为布什错误的战略思维以及错误的战略选择，导致美国空耗自身强大的综合国力，导致经济状况低迷甚至衰退，导致软实力大幅下滑。当前美国战略界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战略大辩论，尽管有不同声音，但主题只有一个，即反思并纠正布什的战略偏差，通过善用“巧妙的实力”，把握“第二次机遇”，重振美国霸权的雄风。从局外看这场大辩论，有两点因布什鲁莽大胆的执政风格而促成的战略收益似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两点却最有可能成为布什真正的战略遗产。

布什

　　其一，是相对成功的军事转型。布什推动丶拉姆斯菲尔德主导的“军事转型”，不仅继承了美国冷战后军事变革的积极方面，而且通过大刀阔斧的动作实现了一次大飞跃。在国防战略思维上，由“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由四面寻找威胁变成积极拓展能力;在军事战略上，由注重“战略威慑”转向战略上的“威慑”与行动上的“先发制人”并重，并以实际行动为今后的“先发制人”开了先例;在军力建设上，由强调“大而全”转向“小而灵”，更加注重实战能力。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实现自西欧向东欧丶自“北亚”向“南亚”的位移，核武器小型化丶机动化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上，由辩论丶试验到最终正式部署，并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如印度);在信息革命领域，美国的领先优势则更加明显。如果加上美国军力历史性进入中亚丶大规模介入中东丶准备在非洲插足这些事实，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军事转型的惊人成就是不容低估的。如果因诟病布什总体外交失误而忽视这些年美国军事现代化步伐的突飞猛进，忽视美国两党在提升美国军力方面别无二致，如果因美国的指责而在中国自己的军事现代化问题上不敢理直气壮，中美军事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其二，是相对成功地妖魔化所谓“无赖国家”。给朝鲜丶伊朗丶叙利亚丶苏丹丶缅甸等国冠以“无赖国家”的名号，是克林顿政府的发明，但在当时也终归是美国的一家之言或少数几个盟国的“家常话”。布什任内，通过“邪恶轴心”丶“暴政前哨”丶“失败国家”丶“恐怖主义庇护国”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丶“动荡弧形地带”等种种包装和持续不断的舆论宣传，再经过几场血腥战争的洗礼，以至于上述国家似乎真的成了国际政治的异类，或至少接连成为国际热点或“动乱”的源头。这几年朝核危机丶伊核危机丶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丶缅甸问题丶巴基斯坦问题一个接一个出现，与美国的“妖魔化”战略不无关系。借此，美国既可占据道义制高点，通过敲打丶抹黑丶拉拢等手法重塑大国关系乃至国际秩序，又可转移矛盾或视线，以军事丶外交丶政治等多重手段实现自身大战略目的。而对于这方面的长远影响和深层意义，我们似乎也重视不够。

　　不能“以貌取人”看布什

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中美友好见证 资料图

　　中国对布什政府的评价在民众和精英层不尽一致。普通民众对于布什的评价基本和国际主流社会一致，对其简单主义丶单边主义的牛仔作风不以为然，对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动机颇多质疑，对其退出《反导条约》丶《京都议定书》等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当不满，对其一度声称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记忆犹新，对其在中国周边搞的一系列动作(诸如导弹防御系统丶美印关系升级等等)很是警惕。凡此显示了中国大众既具有普世的国际主义关怀，也拥有特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

　　除此之外，中国民众对布什的印象还明显地受“克林顿情结”的影响。许多人至今仍觉得“还是克林顿好”，不仅是形象好丶气质好丶口才好的“三好生”，而且倡导环保主义丶发展高新科技丶主张多边合作，是个顺应21世纪和平发展潮流的美国领导人。中国人“以貌取人”的习性在看待克林顿和布什这一点上袒露无遗，据说至今克林顿在中国还有不少女粉丝。

　　然而，“以貌取人”往往容易出偏差。就拿中美关系来说，今天人们似乎对美国不停炒作中国产品安全问题丶奥运问题丶达尔富尔问题耿耿于怀，然而却忘了克林顿执政八年间，中美之间先后发生了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丶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丶1999年的“炸馆事件”，每一事件都可谓惊心动魄。其间还掺杂着“李文和案”等大大小小的“中国间谍案”，形形色色的人权领域的较量，以及双边因克林顿政府与国会的矛盾而间接受到波及。相比较而言，今天中美之间发生的摩擦也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事实上，从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已保持了长达七年的稳定而未发生颠簸，这是冷战结束后的头一次，对于长期以起伏不定为基本规律的中美关系而言，这几乎就是奇迹。这一成就当然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与国际局势的大变动相关。但布什对华态度的积极变化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

　　在对华定位问题上，布什从“战略竞争对手”论转向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并愿意成为中国的“建设性合作者”;在台湾问题上，由上台之初的“竭尽所能协防台湾”转向数度公开敲打陈水扁，其政府高官连续多次表态反对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在经贸问题上，基本能够顶住国会的高压，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中美正常的经贸关系，并支持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理性的战略沟通机制处理问题;在中国人民目前最关注的北京奥运问题上，布什与少数试图抵制奥运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撇清界限，坚持携全家参加奥运开幕式。

　　一句话，布什对于稳定和发展美中关系是用心丶用脑丶用力的。也因此，稳定的美中关系成为布什外交遗产中最大的亮点。中国稳步和平崛起的态势也恰恰是在布什执政期间展现得最为充分和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