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工作的惊险性与传奇性，一直吸引着众多的读者。间谍是如何招募的?如何把一个普通人培训成适合这一高难度职业的特工?间谍们的结局如何?《谍报魔法师——间谍的招募与培训》(高金虎主编，东方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揭开了种种内幕。

　　“美国人总是可以收买的”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情报工作中，情况也是如此。曾有人统计过冷战期间发生在美国的139起间谍案计，结果发现有55.4%的美国人是出于金钱因素而充当间谍，而且这个比例有直线上升之势。每个间谍收取的报酬，有17起在1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有7起在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之间，有4个间谍获取的报酬竟然超过100万美元。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阿尔德里奇·埃姆斯从克格勃手中获取的报酬竟然高达1397300美元。

　　谍报机构在进行招募时，总是优先考虑被招募对象是否贪财。曾任英国军情五局局长的罗杰·霍利斯曾有一句名言:“我的经验是，每一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有他的价格，只不过我的价值是极其昂贵的。”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说:“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总是有叛徒，总是有间谍，总是有人愿意叛国，看来，大部分动机是金钱。他们不是那种决心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或干那种事的人，而是恰恰相反。”

　　基于这一原因，苏联谍报机构在招募情报员时，十分重视金钱的作用。克格勃干脆在它的条令里写上“美国人总是可以收买的”。克格勃的教材曾经直率地提醒它的特工人员:“认为用一点小钱就能使一个美国政府机关的雇员与苏联谍报机构合作，那是错误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吸收时，确知一个美国人的金钱收入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克格勃驻外特工应物色并培养对美国政府抱有个人恩怨丶经济困难丶贪钱爱财丶过去曾有不法行为和性格缺陷的美国人充当间谍。教材指示说，在接近商人们的时候，应利用他们“想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愿望，在这种贸易中，尤其能引起兴趣的是可以达成能使实业家付清达到很大数额的税款的交易的可能性”。

　　通常情况下，苏联谍报机构会根据被招募对象的具体特点灵活使用金钱这一武器。它首先要对拟招募对象进行多方调查，了解其经济状况。如果招募对象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负责招募的情报官员并不会直接向其提供经济援助，而是想方设法使其经济状况更糟，最终非借助外力就不能使危机得到解决。这个时候，情报官员就会以朋友的面目出现，施以小恩小惠，使对方上钩，直到他再也离不开朋友的资助。此时，情报官员就会以巧妙的方式，要求对方提供一些一般性的情报。渐渐地，双方的关系越处越深，对方提供的情报机密度越来越高。当提供的机密情报达到一定限度后，拟招募对象已经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只得听从情报官的摆布。

　　弗兰克·博萨德是英国陆军谍报机构的高级官员，1956年在德国工作，负责审讯从东方集团叛逃出来的科学家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克格勃的档案中留有这样的记载:博萨德对收集钱币兴趣极浓，总是犯有一种资金饥渴症，他的性格软弱，动摇不定，是一个良好的招募对象。几年之后，博萨德回到伦敦，在航空部负责经管有关导弹技术方面的情报资料。克格勃决定对他进行招募。

　　有一次，博萨德正在一个小酒馆用餐，在他旁边用餐的客人对侍者找给博萨德的辅币开起了玩笑，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博萨德后来回忆道:“我们很快进入了有关硬币的话题。”

　　那个名叫戈登的陌生人说，他对硬币也很有兴趣。博萨德发现，尽管自己并没有提及自己的工作，但戈登似乎对他的工作了如指掌。他把话题引向了德国，勾起了博萨德对德国舒适生活的回忆，同时也引发了博萨德对回国工作后收入锐减的不满。戈登同情地看着博萨德，表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两人在一个饭店里见了面。博萨德说:“那个午餐约会是一次有着高度技巧的试探，而我的主子几乎是带着一份我的经济状况细目表离开的。”戈登说明了他是代表苏联大使馆的，很想得到情报资料，并说愿意为此付出高价。然后，他交给博萨德200英镑。当时的博萨德正缺钱花，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笔钱，并同意提供情报资料。

　　据苏联谍报机构总结，这种以金钱开道的方式在对中国人实施招募时更为有效。克格勃特工K·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东京帝国大学“邂逅”了一位中国学生，两人打招呼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请求中国学生辅导其汉语，并愿意每次付一万日元，并提供一次免费的晚餐。这一建议让中国学生放松了警惕。

　　当天晚上，两个人开始了第一次课程，但事实上两人除了聊天丶吃饭以外，并没有所谓的教学活动。几瓶啤酒下肚，中国学生完全没有了戒心，把家庭背景全盘托出。第一次课程结束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按约定付了一万日元。中国学生感激地收下了。

　　一个星期后，第二次课程在另一家饭馆开始了。这一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学会了从一到十的十个中文数字，又付了一万日元。就在这一天晚上，中国学生表示，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希望到美国政治避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随即提出，希望他提供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名册。招募事实上成功了。

　　随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换了十几个汉语“老师”，他与这些“老师”在不同的饭馆会面，每次只学那么一点，但费用却照付不误，而每位老师都收下了。这就越过了一种看不见的界限，除了教课以外，每位老师都会道出一些秘密来，而授课只是一种掩饰。这种与中国人接触并建立联系的方法，受到了第一总局的高度评价。第一总局局长克留奇科夫亲自签署了一封“研究和招募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特性”的指示信，发往克格勃各驻外站。

　　20世纪80年代末在法国活动的克格勃特工塞尔日收买法国核物理学家唐佩维勒，也是先通过小恩小惠入手。他对唐佩维勒说自己对物理学感兴趣，想跟他学核物理学。这种学习当然只是一种形式。塞尔日每次补贴唐佩维勒一些经费，两人关系日趋密切。在双方接触过程中，塞尔日不断夸奖唐佩维勒在核物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鼓励他到专门的核物理研究机构任职。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唐佩维勒成了塞尔日的情报员。法国的核机密源源不断地落到了克格勃手里。

　　苏联谍报机构以金钱为武器，验证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堪一击和金钱的神奇威力，但是，苏联谍报人员又何尝不是金钱武器下的败将呢?1945年走进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要求“政治避难”的古曾科夫妇，就是一个典型。古曾科是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译电员，负责加拿大情报站与总部的联系工作。就在任期将满的时候，他们却迷恋起加拿大的生活:回国之后，他们的生活肯定不会有如此之好。

　　两口子思前想后，决定留在加拿大，再也不回苏联了。1945年，他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到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要求“政治避难”。

　　像古曾科这样为钱而背叛的苏联情报官，在冷战期间尤其多。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彻底摧毁了早期情报人员的理想主义信念，恐怖的氛围使那些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的理想主义者殉难了，而那些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小人却靠诽谤他人活了下来。一心为信仰而战的知识分子看到苏联体制的弊端，意识到苏联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他们想像中的人类理想社会无可挑剔的典范。于是，为钱而出卖灵魂的苏联情报官员越来越多。

　　当理查德·汤姆林森站在亚历山大·西马科夫上校位于莫斯科北郊的公寓门前时，他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俄罗斯前高级军官会住在如此肮脏如此局促的小屋里。曾经在列宁格勒获得过博士学位的西马科夫对英国文学有着精深的理解，他对莎士比亚的了解要比汤姆林森这个英国人多得多。从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苏联一个弹道导弹试验基地工作。45岁时，他退出了现役，却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份工作。军队发给他的退役金在通货膨胀面前变成了一堆废纸，他不得不搬进岳母的只有一个卧室的房子。他的女儿患上了哮喘，他的妻子整日忧心忡忡，生活开始变得难以忍受。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拉达车被砸，4个车轮子也不知去向，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发誓要背叛这个负心的国家，到英国去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与英国情报机构取得了联系。前苏联所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各种数据，就这样到了英国秘密情报局手里。

　　米基式的间谍

　　谍报机构各驻外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景:一个深入目标国政府和谍报机构内部，掌握了大量机密的人，声称要为你服务。中央情报局把这种不请自来的间谍称为“米基”式间谍。接待“米基”式间谍是谍报机构各驻外站的重要任务。

　　1960年8月，两个美国人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邂逅了一位衣着得体丶身材细长的中年男子。他用俄语要求两位美国人“请继续走下去”，然后又用口音浓重丶相当艰涩的英语问“你们能说俄语吗?”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这个男子说道:“走下去，就像我们是老朋友似的。我是红军军官，我愿意和美国大使馆里的人接触。我能够看到对于美国情报组织极其重要的信息。看看这些文件吧。”说着，他就试图把文件塞给他们。

　　然而，两个美国人却大为震惊，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经验告诉他们，先塞给你一份文件，再从什么地方突然冲出一帮人，宣布你从事间谍活动，这是克格勃司空见惯的老把戏。现在，麻烦又缠上他们了。

　　那个男子看着两个受惊的美国人，说:“如果你们不敢拿我的文件，那么请把这封信交给美国大使馆。这封信很重要。”两个美国人迅速接过那封信，就想急速离开。可那男子还在后面追着他们，说:“告诉大使馆，我会在这里等七天，等人来和我接头。请别忘了。”说完这些，他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那个男子名叫奥列格·潘可夫斯基，苏联格鲁乌的上校军官。为了与西方情报机构接触，他已经数次与西方人接洽。但遗憾的是，他接触的那些人都认为他是个陷阱，因此，一而再丶再而三地拒绝了他抛过来的彩球。

　　然而，潘可夫斯基不是克格勃的陷阱，而是一个真正的投诚者，一位“米基”。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情报史西方情报机构经营的最重要的间谍。根据他提供的情报，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占了苏联的上风。潘可夫斯基因此被称为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想间谍”，是一位勇敢而尊贵的王子。西方一位高级情报官甚至这样评价，说潘可夫斯基是战后“我们所接触的最杰出的俄国人当中的一个，他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情报，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拯救人类，拯救他的祖国，拯救他的同胞”。

　　1980年1月15日，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罗纳德·佩尔顿因为生计困难，决定与苏联人联系，出卖美国的通讯机密。第二天下午，他蜷缩在滑雪服里，走进了苏联大使馆。大使馆的安全军官维塔利·尤尔琴科接待了他。佩尔顿把他在国家安全局技术学校的结业证书交给了尤尔琴科，说苏联在鄂霍次克海底的通讯电缆被国家安全局搭载了。他就是该计划的主要参加者之一，负责通讯畅通和检查录音设备。一席话让尤尔琴科目瞪口呆。他取来地图，佩尔顿一下子就指出电缆位置和距电缆几十海里的窃听器位置时，尤尔琴科确信，佩尔顿是一个真正的间谍。随后，他与佩尔顿约定了下次的接头时间和接头地点，就让佩尔顿化装后混在一帮下班工人的人流中，坐上了一辆装满苏联工人的面包车离开了大使馆。

　　温柔乡中的陷阱

　　在众多的陷阱中，情报机构设置的色情陷阱最为常见，也最为温柔。

　　在当代情报界，性间谍有了自己的专门术语:“燕子”和“乌鸦”。这两个名字是西方情报界为克格勃的性间谍起的。

　　克格勃第二管理总局负责吸收和培训性间谍。对于“燕子”和“乌鸦”来说，政治合格是首要条件。这些“燕子”和“乌鸦”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就可以单独放飞。从性间谍学校出去的男男女女，绝大多数已经没有礼义廉耻观念，他们所具有的只是本能，实在同一个娼妓差不多。

　　现代科学技术也被广泛用于性讹诈之中。克格勃专门设计了一系列高度灵敏的超微型窃听器和秘密录像设备，为了进行遥控摄影，克格勃还专门安排了能笼罩整个房间的超声波网络，只要房间里有人活动就可以自动跟踪摄影。

　　克格勃还在人体上大做文章。它研制出一种能发出信号的电子药丸，性间谍及其目标在吞服这种药丸后，能分别发出特定的电子信号。当两人的肉体合而为一时，双方体内的信号便也合而为一。守候在外面的克格勃特工便破门而入，“当场拿获”，对方往往不得不在讹诈之下屈服。

　　一般说来，在进行性间谍活动之前，谍报机构已经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以便确定如何下手。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非常重要的对象，克格勃可能会同时使用五个以上的特工小组，分别从各种不同的途径接近他。

　　普京曾作为克格勃特工在德国活动。当他作为俄罗斯总统重访德国时，却受到了德国人的热烈欢迎。在慕尼黑附近的阿英镇上，普京获赠vintage原型手枪。

　　(摘自《谍报魔法师——间谍的招募与培训》 高金虎主编， 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