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举行首次例行记者会，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主持记者会，并向中外记者发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还有些许紧张写在脸上，有些回答也略显刻板。但他们对整体局面的把握，以及对政策底线的坚守，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群体，他们就是新闻发言人。两会，世界的目光再次转向中国的北京。因为人们想要看看这个从世界的边缘逐渐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正站在聚拢世人视线的那个地方，从他的话中，可以猜测中国的政策方向和中央领导层的想法。中国正式启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1983年3月1日，到今年正好是25年。

　　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政务公开的一个层面。在长久以来靠发文件丶开会丶领导讲话传递政府信息的中国，要使它充分发挥作用，还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不能提问

　　1983年3月1日，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站在了外国记者的面前。

　　但是如果追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引进的由来的话，则要回到1982年。l982年3月26日，在老外交部主楼门厅处，70多名中外记者手拿采访资料和录音设备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男子围在中央。他就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钱其琛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但在场记者不能提问，这是外交部第一次以发言人形式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刘建超

　　与全世界记者的一场较量

　　2008年2月14日外交部新办公楼的新闻发布厅里，云集了300余名中外记者。下午2点45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大步流星地走出来，身穿西服的刘建超虽然先是问候了大家新年过得如何，但仍能感觉到他微笑里面有着时刻准备进行唇枪舌战的紧张感。

　　在发布了简短的消息之后，当记者提问时间开始后，一场激战也随之展开。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戳到中国痛处的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事，记者想知道中国的态度如何。接下来，台下记者的手不断地举起来，提出各种棘手丶敏感的问题纷纷抛出，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间谍”的问题，日本的“中国毒饺子”问题等等。刘建超一一作出回答，最后记者的问题都已经没有了，刘建超拿起水杯润一下喉咙，宣布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为了一个4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一般要事先预想出100多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并精心准备如何回答。

　　1983年3月，中国刚开始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时候，一周只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但不接受提问。

　　从那一年9月份开始，记者每个月有一次提问的机会。到了1988年才可开始允许记者在每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1995年开始实行和现在一样的每周两次例行新闻发布会，1997年开始有了同声传译，可以用英语来提问，但是发言人是用汉语回答的。

　　新闻发言人——有代表性的升迁之路

曾经的发言人章启月

　　在中国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25年间里，共有23名发言人。90年代后半期开始将发言人增加到2名，2006年开始实行和现在一样的3人轮流制。一般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任首席发言人，副司长任副发言人。成为发言人然后再高升，这是中国外交部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升职之路。因为通常在发言人的选拔上，不仅要求外语好，还要头脑灵活才可以。

　　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始祖钱其琛，现是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然后又升任为国家副总理。80年代末，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先是任中国驻美大使，然后又任外交部部长。90年代初期以语言犀利而闻名的发言人吴建民，先是任中国驻法大使，现在是中国外交学院的院长。

　　女性发言人中，以历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的李金华开始，共有范慧娟丶章启月丶姜瑜等4位。在任时间最长的新闻发言人是现任首席发言人刘建超，他从2001年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7年了。以头脑灵活而有名的刘建超，最近在和韩国驻京记者的谈话中曾说到：“现有的新闻发布会体系有没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体现了他的敬业精神。

　　在中国，由外交部首先开始实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去年开始几乎扩大到所有的中央政府行政部门中去了，对地方的采访限制也取消了。担负着与世界沟通任务的“中国之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现在甚至正起着使中国内部也广开言路的催化剂作用。

　　“制度人”的背后

　　“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他应该是一个制度人。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作为支撑。”

　　国务院新闻办一位领导在培训班上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

　　“在南京市政府办公厅信息处，有一位同志专门配合我的工作——新闻发布会的前期准备，比如资料收集丶与相关业务部门的沟通，由他完成。”徐宁说，“而与媒体的联系，由宣传部负责。”

　　另据徐宁介绍，在很多发布会里，她并非“孤军奋战”。比如在刚刚举行过的“全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统计局丶财政局的负责人就要参与其中，并担当起主要角色。

　　对于一场日常新闻发布会，其程序包括：选题的确定——发布什么内容?资料的准备——原来怎样?现在如何?为什么这样?如何跟进?物色合适的发布者——除了发言人之外，往往还要邀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专家。另外则是与媒体的联系——请什么样的媒体?希望它们从怎样的视角做文章?而发布后的效果也需要进一步关注。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授权范围又多大?什么问题能说，什么问题不能说?

　　“他们是授权的代言人。”汪兴明说，“但有一点很重要：新闻发言人会参与到这个决策过程中，这样他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徐宁透露，这里的一般规则是：已经确立的政策和规定可以公布;而尚在制定或修正过程中的政策不能对外公开。

　　“真实是新闻发言制度的生命。我们发言人提供的信息，必须是经过核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明安香说，“虚假信息迟早会大白于天下。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新闻发言人丶新闻发布会将形象扫地。所以，有些话你可以不说，但决不能说谎话。”

　　中国新闻发言人：追求快准稳

曾经的发言人孔泉

　　下面是曾做过新闻发言人官员的切身体会

　　“任何时候都要直面记者”

　　北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张海峰先生说：“即使面对的是一两个记者也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新闻发言人，随时准备承受直面记者带来的压力，尤其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这对发言人更是一个挑战。”

　　当记者问到：外国记者尽管理解新闻发言人的苦衷，包括中国新闻官的一些“习惯”，但中国有些部委新闻发言人反应还是有些“慢”得让他们感到很无奈时，张海峰对此说，提供信息越多，对记者来说才有凝聚力和吸引力。西方有种说法是把记者当成“野兽”，必须饱饱地喂他，这食品就是他需要的信息。有了足够的信息，报道才让他有成就感。

　　用经济数据向世界说明中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个调查显示，西方媒体都十分关心中国经济方面的数字，因为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因而在人们眼里，作为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肩负着与众不同的重任，他们的工作也相当具有挑战性。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丶综合司司长郑京平在谈到统计局新闻发布工作的历史丶现实情况和发言人自身的感受时说：

　　“统计局是最早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国务院几个部委之一，始于1983年。统计局开展新闻发布工作的大背景是国家从关起门搞建设到走向改革开放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统计局的新闻发布工作也从以前的半封闭式转为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市场。虽然由于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发言人在经验丶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我看来，统计局的历任发言人都做到了在当时条件下富有成效地发布新闻。

　　我是从2002年10月开始做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从2004年4月15日那场开始，主持过3场大型新闻发布会。以前我曾在综合司从事与新闻发布相关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与记者打交道的经验。加之我在统计和经济分析方面的工作背景，有助于我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我比较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国的日益融入世界以及国家统计工作的改进，当然也离不开媒体和公众的宽容。工作中新闻发言人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也会紧张，就像参加考试一样，对于媒体所关心的内容只有做到胸有成竹才能从容上场。”

　　“你的大脑永远不能闲着”

　　当接近这个群体时，你会发现他们的共性：年龄大多在30-45岁，仪表整齐，衣着得体，举止稳重。他们愿意与人交流，这似乎与中国官员的传统气质——谨慎少言——并不相符。

　　“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是办公厅或法规司的负责人，”汪兴明介绍，“各省的发言人中，有70%以上由政府办公厅负责人担任，还有些人的职务是政府秘书长丶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而上海市的情况比较特殊，该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姜澜原供职于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后被调入政府机关任职。姜澜是所有发言人中，惟一没有其他行政职务的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专职新闻发言人。”徐宁说。此前，她已有两年南京市药监局副局长的资历，今年9月被调入市政府办公厅任副主任。

　　刚刚“满月”的发言人工作改变了徐宁的生活。她每天需要用数小时阅读报刊，包括南京的地方传媒及全国性大报。“我要关注媒体的视角，作出回应或辟谣。”还有与政府各部门进行信息沟通，以“策划新闻点”。和媒介联系也是这位女士的要务之一———她重视三种人：媒体的负责人丶新闻部时政记者以及负责接听读者热线或接待上访的记者。

　　“很忙，超过当局长的时候。”徐宁笑笑说，“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不能保证休息。”

　　“面对公众，有很多技巧可以使用。”一位资深发言人说，“比如说对付紧张，上场前你可以攥拳头丶深呼吸，反复多次;对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你可以用‘桥梁法’过渡到另一个问题，而不是冷冰冰地说‘无可奉告’。”

　　在发言人培训班上，赵启正强调发言人要学会如何对待记者。这是两个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职业。“记者是新闻人，追求的是新闻，”他说，“记者不是你的学生丶你的部下丶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你的大脑永远不能闲着，我总在设想记者们又要提出什么问题了。”这是美国“国嘴”———前白宫发言人弗莱舍对职业的体会。“他们很累，”汪兴明说，“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或某级政府的形象，巨大的压力让他们必须字斟句酌;而平日的准备又会耗去很多精力。”

　　外国记者眼里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变化

　　对于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外国记者感受颇多。《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曾说：“现在的状况比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好多了，政府纷纷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但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表现还远未达到他们的期望，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往往“宁肯不说，不肯说错”，通常只回答他们非常确定的问题，这样就无形中影响了很多本来可以透露的信息。

　　对此，曾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和中国前驻法大使的吴建民表示，长久以来，中国官员包括新闻官员不习惯与记者打交道，特别是不愿意面对国外记者，造成他们普遍缺乏应对国外记者的经验和能力;此外，由于缺乏参与决策的权力导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很难准确掌握政策的决策内幕，在发言时难免不自信丶担心犯错误，这种压力肯定会导致新闻发言人不愿意多讲话。

　　能否推动信息公开?

　　在中国，靠发文件丶开会丶领导讲话传递政府信息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官方比较习惯的另一做法是：把政策写成文章，直接提供给媒体发表。

　　“但是现在，大家更多地要求互动———老百姓要提问，希望我们能回答他们。”一位专家说，“新闻发布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这是中国政府务实丶开放的表现之一。”接受本报采访时，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JohnPomfret说，“此前，对外国记者的接待是各单位‘外办’的职责，但这条渠道往往比较慢。有了新闻发言人之后，我们的联系会方便多了。”

　　“必须不断完善制度，这样才能充分保障它发挥作用。”喻国明认为，“要赋予发言人权利，同时他们必须承担责任。”

　　“另外要给发言人犯错误的权利。因为临场发挥时，用词不可能像文件里那样严谨。如果稍有错误就对发言人进行批评，会让他们变得谨小慎微，失去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在谈到责任问题时，这位学者称：首先要公平对待新闻机构的采访，不能凭个人好恶选择。对于某些新闻官来说，只找能够为自己带来“宣传效果”的媒体。但这样会妨害信息披露的公正和效率。另外，新闻发言人有发布的权利，也有不发布的权利。但如果由于漏发信息而导致公民利益受损害，应追究其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不发布就不承担责任的话，以后的新闻发布会将变得“无可奉告”。

　　“但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仅仅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汪兴明说，“关键还是在政府如何使用它。”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此也有同感。“我们不能为了形式而形式。”他说，“但换个角度讲，任何改革都是从形式开始的。比如1998年北京一中院开始实行公开庭审，当时这是形式上的变化，但最后催生了全国的审判制度的改革。”

　　喻国明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政务公开的一个层面，其他还有信息公开等多项内容。”也有专家指出，这也是一个涉及进一步促进政治文明的问题。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的进程

　　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从1991年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专家称，中国政府现在高调提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丶面对媒体”，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现实的背景。中国传媒大学欧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刘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迫在眉睫的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最现实的推动力。根据此前公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外国记者可以采访任何一个同意接受采访的中国公民。如果我们做出公允的姿态，外国记者就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

　　2003年SARS之后，中国明显加快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伐。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已经基本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北京丶上海丶四川丶广东丶云南丶安徽丶重庆丶福建丶山东丶河南丶吉林和南京丶西安丶长沙等地已经或正在制定和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

　　消息人士称：新闻发布做到经常化丶规范化，要建立国务院新闻办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工作和发布程序——这是今后工作的方向。

　　从全球范围来看，新闻发言人制度可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点燃烽火。由于日本不允许媒体赴前线观察战事情况，致使记者做了很多不利于日方的报道。为改变这种局面，当年7月，日方将许多记者召集到中国长春，介绍战况。这次发布会被学术界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政府新闻发布会。

　　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新闻发布形式，则始于美国。二战后，媒体的影响力渐强，传媒在西方国家甚至成为立法丶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在白宫设立了新闻办公室和发言人。此后，各国政府也纷纷效仿，用这种做法引导舆论，树立自己对内对外的形象。

　　据研究者介绍，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很难在一切问题上获得公众的赞同，常常会受到各个方面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把政府的职能活动视为公共关系活动，有效地开展这种活动，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就能赢得公众的舆论支持。新闻发言人制度其实就是政府公共关系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众中塑造良好的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成为现代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在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政府传播者。

　　对中国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发布工作逐渐被提到政府的工作日程上。1980年，四人帮集团受到法律的审判，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

　　1980年，中国政府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结果。

　　关于“渤海二号”事故调查和处理结果的新闻发布会，是中国政府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它与审判四人帮的新闻发布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起点。

　　1983年3月，外交部首任新闻发言人对中外记者亮相。1983年6月4日，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六届政协一次会议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和政协副秘书长孙起孟作为新闻发言人，联合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两会”的新闻。这是“两会”新闻发布制度的开始。从这些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

　　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此后，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外经贸部丶国家统计局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都是较早设立新闻发言人的部委。

　　1993年1月，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在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发布会上，介绍了1992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这是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第一次发布会。从此开始直至2003年10月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240多次关于中国建设和发展状况的新闻发布会，先后有60多个部委的官员或新闻发言人出席。

　　一位媒介专家认为：公众的知情权实际上来自人类的好奇心，或称其为“新闻饥渴”。这种饥渴既是生理上的需求，又是心理上的需要。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信息对于人就像空气一样重要，而那些与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生命财产有密切关系的公共信息，更是维系一个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纽带。过去常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信息的发达让“防口”已成为不可能，所以“堵”不如“疏”。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在今年有比较明显的推进，与党的十六大和中央领导人讲话丶指示精神密不可分。”汪兴明说，“翻开十六大报告，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中国要形成行为规范丶运转协调丶公正透明和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请注意‘公正透明’，发言人制度的任务就是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信息。”

　　3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提出：要诚恳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高度重视和解决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经常发布政务信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9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政务公开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丶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指出：政务公开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丶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