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陆克文(资料图片)

　　2007年11月，陆克文(本名凯文.拉德)当选为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作为史上第一位能讲流利汉语的西方领导人，陆克文自青年时代起就有深厚的中国情结，并曾于上世纪80年代担任澳大利亚驻华参赞。他认为要改变澳大利亚的未来，“中国是关键”。《陆克文传》记述了他从农家少年成长为政坛明星的历程，解读了这位“中国通”的传奇人生。

　　幼时是罗圈腿，不能正常走路

　　1957年9月21日，陆克文出生在澳大利亚南宝市的瑟朗格医院，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他的降生并没有伴随着什么社会大变动。陆克文的二姐劳瑞回忆说，自己曾经“下了赌注”说妈妈一定会生个小妹妹。

　　“我对克文的第一个记忆是我们踮着脚悄悄地走进游廊上的房间———早上给牛挤过奶后，爸爸带我们兄妹到医院看望妈妈和刚出生的小弟弟。那是一个静寂的时刻，妈妈抱着新生儿，一脸安详，显得很高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几个都长着淡色的头发，而眼前的新弟弟却是一头浓浓的黑发。大伙站在床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至少我是如此。”

　　“爸爸把克文从妈妈怀里抱起来举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好好看看他的脸。我觉得可激动了，那一刻，我曾经打过赌说一定会是女孩的事全然无关紧要了。”

　　几个月之后，陆克文的黑头发渐渐地变成了陆家的浅色金发。他很快就成了家里最受宠的孩子。“克文非常招人喜欢，”劳瑞说，“他对我这个指手画脚的姐姐也很和善，他特别爱妈妈，而且对哥哥们的拳脚相欺也很容忍。”

　　可是，陆克文出生后两条腿弯得很厉害，不得不到医院求治。他后来回忆说：

　　“我的第一个清楚的记忆就是在医院里，那大概是1960年前后的事情。他们告诉我，我生下来时腿是弯的———那个时候人们更相信医学，不相信这样的腿会自然长直，所以就决定把我送到医院做手术。”

　　“我至今记得很牢的是，自己住在病房里一直不是特别高兴。后来家里人把我接出医院，爸爸把车停在女皇街，孩子们全都抢着从车里挤出来去买冰激凌。我却摔倒在人行道上，因为手术后我不知道怎么走路。”

　　“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坐在一辆儿童车里，孤零零地待在天主教堂的一角。人们纷纷走过来问我：‘哈罗，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从上方像巨人般地俯下身来盯着我看。一个小孩子面对那些大人凝视的目光，这个记忆画面在感觉上很奇怪。幸好在父母的悉心帮助下，我到了四五岁的时候终于能正常地行动自如了。”

　　11岁遭遇丧父之痛

　　这以后的六七年里，留在陆克文记忆中的是家乡农场上那田园诗一般的“天堂”生活。直到11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那是1968年12月的一个周末，50岁的父亲波特在布里斯班参加完一个室内滚地球队员的庆祝会，一个人驾车踏上回家的漫长旅途。夜晚的高速公路上既没有灯，也没有可供寂寞的司机醒盹儿的休息地带，疲惫的父亲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失去控制的汽车冲出路面，重重撞到了一棵树上，剧烈的冲击力让他的脾脏破裂，胃部也受了重创。

　　陆克文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是跟妈妈坐车一起去皇家布里斯班医院。父亲正在那儿接受抢救。“我还记得走进医院第一眼看见他时的那种震惊感。他的伤全都暴露在外面，别问我为什么，他的胸前和肚子上都是缝合的针眼……他整个人可怕极了……面色惨白惨白的。”

　　陆克文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母亲守在身边。在军校读书的大哥迈尔科姆闻讯头一个赶回家中，他知道自己必须把父亲的死讯告诉小弟弟：“我给小学校长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父亲去世的事，并请他允许我把克文接回家。”他说，“在回农场的车里，我告诉克文，爸爸死了。克文哭了。”

　　那天是1969年2月12日。陆克文对那一刻的记忆和大哥的有点儿出入。他说，迈尔科姆是在刚出学校大门口丶还没走到汽车旁边时就告诉他的。那儿只有他们两个人，别的孩子都进了教室。他哥哥用蹩脚的语言宣布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结局。学校的大门恰好这时候在他们的身后关死了。

　　“是啊，我哭了。”克文说，“那以后的日子就难了。”

　　贫困时,全家睡在车里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中，陆克文就像是一艘在大海中遇难的船只，在风浪的左右摇摆下，他年轻的生命旅途既失去了方向也无法控制速度。当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返回到南宝的农场时，农场主奥伯利.劳通知她搬出去。

　　陆克文听到了妈妈跟奥伯利.劳在另一个房间的争吵。“那感觉让人难过。因为妈妈听上去伤心极了。那段时间，家里有太多让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他说，“结果是她别无选择，我们在几周之内就离开了农场。”陆克文的母亲感到非常痛苦。她知道，留在家里的两个儿子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自己首先要做的，是让一家人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住。这时，邻居们又一次伸出帮助的手，他们同意在母亲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照料克文，让他继续念书。几星期之后，母亲终于在布里斯班郊外的一家养老院里找到了职位，随后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等到学校开始放寒假时，就把克文和二哥格里格接了过来。

　　房间很小。两个男孩挤在一起，妈妈睡卧室，情形很难堪。“妈妈想在南宝市买一所房子，但她没有钱。”克文说，“所以当我们住的小屋子的租约到期，又还没有到返校的时间时，她就试着把我们安排到各个亲戚家住。”后来他把这段日子称作“令人难过的施舍”。

　　姐姐劳瑞也知道妈妈是个非常要强自立的人。“有一次我们开车到另一个亲戚家。他们不在，而天已经晚了。妈妈说：‘听着，孩子们。我们今天就睡在车里。’克文当时也在车里，他大概被这个决定吓坏了。”

　　克文记得那是一辆小小的大众汽车。他回忆说，“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会有比这更窝囊的事了。’”

　　这段生活经历给陆克文这个12岁的男孩打下了深刻的心理烙印——一条孤独的乡村小路，被两边杂草树丛挤压着，没有洗澡的地方，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最关键的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被称为是家。

　　1979年,赴台湾进修中文

　　高中毕业后，陆克文考进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亚洲学院。他承认，自己的选择与从小对中国的浓厚兴趣直接有关。“那时候，国立大学的中文教得最好之处是，你除了可以学到语言，同时还可以了解其文明发展，可以学到历史丶文学丶诗歌丶哲学还有美学。我就学了一年的中文书法和中国绘画。虽然我的书法到现在仍然一塌糊涂，可是我由此懂得了如何欣赏中国的美学。”

　　教他中文的主要老师是皮埃尔.瑞克蒙斯，如今已是鼎鼎有名的学者和作家。他表示，自己喜欢陆克文是因为他的意志力和自我约束力。“在他当时那个年龄段里，不管多聪明的年轻人都会对自我定位感到一种不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会追随各种各样的潮流。但陆克文表现出了一种安静的确定感，一种成熟。他总是干干净净丶客客气气丶出色丶靠得住，并且非常富有表达天赋。”

　　在大学第三年结束时，陆克文决定停学一年，到台湾深造。这不光是为了加强他的语言技巧，而且也是为了拓宽他的眼界。作为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从昆士兰小镇到海外，这是具有化学质变的一大步。

　　“我必须挣得这笔学费。所以除了干其他的活以外，我还到别人家里当清洁工。结果一路打扫到了劳瑞俄.奥克斯(澳著名政治记者和评论家)住的地方，经常帮助他刷洗厕所。”

　　攒够了钱之后，陆克文1979年全年基本都待在台湾。他在台湾师范大学中文培训中心努力进修中文，还抽空跑到香港收集了自己感兴趣的大批材料。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当陆克文回到澳大利亚开始写作他的优等生学位论文时，几乎所有人都对他身上那种强大的动力感到吃惊。不过，当时还没有谁想到这位年轻人会有政治抱负。但事实上，陆克文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在政治上发展，并为此加入了澳大利亚工党堪培拉支部。国际外交是他眼中向未来迈进的道路。陆克文很快向外交部递交了工作申请。“令我兴高采烈的是，”他说，“我一毕业就在外交部得到了一份工作。”

　　开着“丰田”逛北京

　　1983年底，陆克文与妻子特丽莎结束了在澳大利亚驻瑞典使馆的工作，返回国内并住在女方的父母家。那年12月7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杰西卡降生，年轻的夫妻一时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不过，这段安闲的时光仅仅持续了几个礼拜，很快，他们就得着手为下一个工作进行准备了——这回是去期待已久的中国。

　　当他们终于来到中国的首都时，实在是大开眼界。“那时候的北京美得很。”陆克文说，“只有一幢高层建筑，那是在长安街上的一幢大楼。其他都是三层小楼。那是一座除了没有城墙，别的什么都保持原样的古老城市。”

　　骑自行车的人很多。他和特丽莎也入乡随俗，一人买了一辆自行车。当可以把杰西卡放在家里时，他们就骑车加入人流，体会普通中国人的出行方式。不过，考虑到带着孩子骑车毕竟不容易，也很危险，他们最后还是从即将退休的新西兰使馆一秘那儿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丰田车。陆克文回忆道：“那车花了我整整600澳元———我全部的存款。我们用这辆旧车把北京看了个遍，当时街上除了少有的几辆红旗高级轿车外，几乎没有别的机动车，那种感觉非常不错。”

　　最大的问题是在冬天，当路面结了冰，开车就像是在冰上滑行。有一次，他必须马上从家里赶到大使馆去取一份刚从堪培拉发过来的电报。那天是圣诞节，马路就像一个大溜冰场。“我只能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小心翼翼开过去又开回来。”陆克文说，“当我最后开到家时，不禁在心里高呼三遍：‘万福玛丽亚’!”

　　可惜的是，他对上天的感谢还是有点太早了。当他拐弯准备把车停在外国人停车场时，不听使唤的车子对准一辆新西兰高级外交官的车横着滑了过去，把对方车身的一侧给撞坏了。无辜受害的车主事后把陆克文猛批了一顿。

　　曾在十三陵打板球

　　特丽莎在这一段奇特的日子中也没闲着。不久后，她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英语教学资料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这已经是他们在北京第二年的事了，陆克文刚刚晋升为使馆政治处的一秘。他的晋升发生在极有威望的罗斯.伽瑙特代替丹尼斯.阿高尔担任驻中国大使的时候。

　　“我一到任马上就带着大使委任书去见中国国家主席。”伽瑙特说，“紧接着我又直接跑去一个钢铁厂参加开业典礼。这个钢铁厂对澳大利亚的铁矿和煤很感兴趣。”到了周末，当伽瑙特返回大使馆时，他又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明十三陵野餐。

　　“那儿有一点空地，所以十三陵中的一个陵就成了澳大利亚人周末集中休息的地方。”伽瑙特说，“我们野餐之后就在陵墓旁边打一会儿板球。”

　　非常遗憾的是，陆克文的板球技术，自当年他高中毕业以来就一直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伽瑙特说：“我们澳大利亚的11名参赛队员，通常选不上他。不过有时候他也上场。他作为一个守门员勉强说得过去吧，偶尔也能得几分。”

　　作为使馆一秘，陆克文的主要职责是报告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动向的情况。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和中国人交往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做得却不是一般的好。陆克文回忆起当时中国对外国人“高度警觉”的防范机制时说：“中国人不被允许单独到我们的住所来，除非有官方的邀请，或者是经外交人员服务局批准。所以和当地居民交往比较困难。”

　　尽管如此，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仍然在这个国家的内部悄悄发生。特丽莎尤其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我们还在那儿的时候，邓小平讲话了，他说人们可以卖掉丰产物资，并自得其利。一夜之间，街上有了小摊贩;一夜之间，你突然可以花很少的钱买一件丝绸睡袍;一夜之间，你可以买到不带伤的苹果。到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那儿已经有了一些私家车，虽然不是很多。50%的人不再穿中山装了，产品变得逐渐丰富起来。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我从1984到1986年底呆在中国，”他说，“但实际上是在我回国之后，才真正交了中国的朋友。”

　　与此同时，他在外交部的地位和同辈的年轻成员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最高一级的上司已经作出了决定：要把他培养为领导人才。

　　摘自《陆克文传》 (澳)罗伯特·麦克林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