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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北京2008年奥运会召开，虽然关于京奥的正面报道多于负面报道，但仍有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频频向北京奥运会施加不负责任的指责。

　　抵制奥运的政治闹剧

　　斯皮尔伯格很冤枉

　　两位世界级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右)和张艺谋(中)2007年4月16日一起参观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

　　2008年2月12日，片酬7500万美元的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突然决定“辞去”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的职务。用他自己的话说，原因是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没有做出足够努力，“良知”使他无法继续指导奥运开闭幕式的大型表演。

　　斯皮尔伯格的“辞职”，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个人”行为，但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指，这位导演一年多来未与北京奥组委正式签约，却最终选择“辞职”，“显然是屈从于米亚·法罗领导的人权运动的压力。”

　　2007年5月，一个名为“达尔富尔奥运梦”的组织在美国纽约成立，主张通过奥运向中国施压。在该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中，好莱坞女演员米亚·法罗排名第三。

　　去年3月28日，米亚·法罗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就达尔富尔问题指责中国的文章。在文中，她警告斯皮尔伯格，担任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会像为纳粹拍宣传电影的女导演里芬施塔尔那样受到历史的谴责”。该文发表的第四天，斯氏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在苏丹政策的冀望……

　　这个组织不仅向个人施压，也将矛头也指向了奥运赞助商。2007年11月，它对19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主要赞助商发布了一张“成绩单”：微软丶Visa等13家公司“对达尔富尔问题不闻不问”，得了“F”，不合格;可口可乐等六家公司“做了点事情”，得“C”或“D”。现在，它正在准备第二张“成绩单”。

　　与“达尔富尔奥运梦”1月份试图在柬埔寨点燃“圣火”抵制北京奥运相呼应，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也趟进了这滩浑水。

　　《纽约时报》丶美国之音等随即跟进。英国《独立报》甚至未经核实就捏造了一条报道，说“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公开信的最后一位署名者为“罗格”，头衔是“国际奥委会主席”……

　　一时间，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挂钩的国际反华舆论，似乎正在掀起一个小高潮。

　　明星当先锋 媒体大炒作

　　“各类负面声音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接受北京《环球》杂志采访时说，一些以介入政治为时尚的好莱坞明星在前面打冲锋，一些媒体随即跟进炒作，在特定群体里造成影响以后，政客出来卖好，以赢得支持率。

　　据贺文萍了解，作为联合国人权基金会的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对于人道主义的关注本身可能未必怀有阴谋，但是“达尔富尔奥运梦”丶“拯救达尔富尔联盟”这些组织无端把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联系起来，其背后也不排除有反华势力支持。

　　“这股势力意图很明确，就是企图给中国抹黑，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为了办好奥运而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和让步。”

　　值得警惕的是，达尔富尔作为一个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政治议题被“策划”出来的同时，传统的“硬性”政治压力，如所谓人权问题丶西藏问题丶新闻开放问题等等，也在这些势力的推波助澜下如魅影般依旧萦绕在北京奥运周围。

　　多国警惕 出台奥运禁口令

　　不过，在世界政治领域和新闻界表面的喧嚣背后，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了那些积极的动向。

　　最近一段时间，包括美国总统布什丶英国首相布朗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内的不少政要纷纷表示，“不赞成把奥运政治化”丶“坚决反对抵制奥运会”。与此同时，还有美丶英丶德丶荷兰丶比利时丶瑞典等国奥委会下达“禁口令”的报道——不允许运动员在奥运会比赛场所或比赛期间发表政治言论丶宗教观点或是佩戴抗议标志。

　　对此，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这样理解：目前在这些国家，一些试图利用奥运会促使中国政治发生变革的社会力量正处于“动员状态”，一些政治敏感性不强的运动员很可能成为被说服丶被利用的对象，因此“禁口令”表明这些国家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奥运会期间出了任何差错，一些国际批评家都可能穷追不舍，并且通过电视和互联网24小时不间断地将消息传播到整个世界。毕竟，自北京申奥成功那天起，成排的聚光灯就已照射到她的身上。

　　因此，对于北京来说，面对西方政治势力和媒体关于北京奥运的危险的政治游戏，需要有高超的技艺，维护好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不逊于在金牌数量上更上一层楼。

　　无中生有的圣经禁令

　　宗教也被当“牌”使

2007年4月8日，中国信徒在北京天主教堂庆贺复活节。

中国信徒有聚会和自己组织宗教活动的自由。图为山西的天主教徒在当地一家教堂内做弥撒。

　　2007年底，美国天主教新闻社报道说，北京奥组委公布了一份禁止带入奥运村的物品清单，“《圣经》竟然在被禁物品之列”。报道还称，奥运会主办方禁止运动员携带任何宗教物品进入奥运设施。

　　对于这一“禁令”，欧美的一些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美国的福克斯电视台甚至声称：“中国不仅禁止《圣经》，而且禁止任何具有宗教象征性的物品”，有宗教人士在电视上表态说，如果中国不收回“禁令”，将敦促美国政府抵制北京奥运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中国主管机构和北京奥组委没有也不可能做出所谓奥运村禁用《圣经》这样的规定。”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和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只要依法从事宗教活动，他们的权益将会得到充分保障。

　　而据北京媒体调查，北京许多教堂都有《圣经》公开出售和赠阅，在该市西单图书大厦丶王府井新华书店等大型书店里，《圣经故事》《圣经智慧全书》等相关书籍比比皆是。

　　此外，在北京大学丶清华大学丶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里，都有各种版本的《圣经》，普通的中英文或双语版本学生都可自由借阅。而在奥运签约饭店北京长峰假日酒店客房的抽屉里，就有英文版的《圣经》，供客人自由取阅。

　　北京奥组委委员丶高级顾问魏纪中在瑞士洛桑接受媒体采专访时表示：“在奥运村里面，专门准备了各种宗教的设施，有天主教的丶基督教的丶佛教的，伊斯兰教的，等等，专门设立了特殊的丶行使宗教仪式的地方。这些设施都建好了，大家可以亲眼所见，怎么能说连《圣经》都不让带呢?”

　　魏纪中说，“这些流言都是一些很可笑的话，如果连《圣经》都不让带的话，那奥运村里面根本不可能让你举行宗教仪式，但事实恰恰相反，奥组委专门准备设施，让你在里面就近进行。”

　　源头：一句被误引的报道

　　在北京，无论是外国游客还是普通市民，购买和携带《圣经》都是公开丶合法的事，且相当容易。那么，为什么某些西方媒体会炒作“奥运村禁止《圣经》”的消息?

　　作为最早报道所谓禁令的媒体天主教新闻社称，消息来源是意大利著名的《体育报》。

　　但事实上，在《体育报》的文章里，只是提到中国宣布北京奥运村禁止携带“用于宗教宣传目的的资料”。

　　由于对什么是“用于宗教宣传目的的资料”存在疑问，那位记者在文章里提了一句“那《圣经》呢?”结果到了天主教新闻社的报道里，这句话赫然就变成了：《圣经》被禁止带入北京奥运村，“用于宗教宣传目的的资料”也被篡改为“任何宗教物品”，随即又被福克斯电视台发挥为“任何具有宗教象征性的物品”。

　　就这样，一句疑问变成一则新闻，一则新闻又变成了一场风波。对此，一位意大利记者也表示，这样的做法“真是可笑”。

　　不过，从事情的演变过程中不难看出，这些西方媒体之所以会犯下如此“可笑”的失误，在相关记者缺乏足够的职业精神之外，恐怕也是他们看待中国新闻时那副长久以来形成的“有色眼镜”在起作用。

　　就在福音传道者比尔·凯勒在电视上宣称要敦促美国政府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同一天，另一家美国媒体在援引天主教新闻社的报道时，也在质问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主流媒体和电视关注这个“大新闻”——这样不过脑子的理直气壮，恐怕不是一句“无知者无畏”就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

　　炒作外国记者黑名单

　　对外媒开放的中国进行时

一位外国记者正在拍摄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场馆“国家游泳中心”。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来自境外的预计两丶三万名各类传媒记者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挑剔”的观众。通过他们的文字丶图片和话筒，传递的不仅仅是赛场上的新闻，更多的，更重要的，更是来自赛场外对于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所见所闻。

　　然而，在最近对北京奥运掀起的种种与体育本身无关的指责声浪中，外国媒体往往也成为炒作的题材，并借之以对中国的新闻环境进行攻击。

　　其中，关于“中国政府制定外国记者‘黑名单’”丶“干扰外国记者采访自由”的言论时不时出现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

　　针对去年11月中旬“中国建立来华外国记者数据库”的传言，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已经进行了澄清，“(中国)没有这个数据库，我也没有听说有建立这个数据库的计划。”

　　其实，为了履行在2001年申奥时的承诺，中国政府已经在便利境外媒体进行报道方面做出了实际的举措。相比之前，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渠道和便利已经大大增强，而这些举措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奥运会的范畴。

　　从2007年1月1日起，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采访规定)正式生效。2007年4月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政府应主动公开“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之后8月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删去了一审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

　　对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评论说，“这为新闻媒体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采访报道权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非典危机推动了中国的信息透明，奥运契机则扩大了外媒开放”。

　　针对境外媒体对于《采访规定》在2008年10月17日有效期结束后的担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曾表示，“如果实践证明这一规定符合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目的，是符合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好政策，我们有什么必要改变它呢”。

　　而北京奥组委委员丶高级顾问魏纪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奥组委根本没有限制媒体的采访，而且承诺在奥运会期间，对媒体会更加开放，而且还在考虑在奥运会后，这些开放政策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他同时补充说，“人和国家对于采访都需要程序和手续的问题，你不能够把某些程序和手续的问题视为限制。这是两个概念。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程序和手续都是必要的，是对人家的尊重。对于媒体来说，你有采访的自由，其他人也有不接受你采访的自由。”

　　登记信息是国际惯例

　　事实上，随着北京奥运脚步的日益临近，与一些外国传媒炮制的中国进行“新闻管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奥组委在服务媒体丶增加媒体报道便利上做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奥组委新闻中心主任李湛军在今年初用一组数字说明了问题：2007年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已达百场，比2006年增加了70场;参会媒体达9682家次，其中境外媒体超过3600家次;共有290家单位的367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发布会。另外，2007年共收到采访申请740件，安排落实580件，落实率超过78%;安排了3806名境外记者采访，接待人次是前一年的8倍多。

　　李湛军还表示，今年北京奥组委新闻中心还计划把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改为每周两次，而在奥运会期间则是每天两场，并准备采用手机群发的方式传递信息。

　　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媒体服务处处长李京波说：“奥组委去年5月发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采访服务指南》为外国记者采访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其中诸如通关手续简化以及开立临时银行账户都是值得一提的亮点，而在过去，外国记者来中国要开个银行账户是不被允许的。”

　　针对记者信息的收集，李京波表示，在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之前总要就记者的基本个人信息进行登记，这在服务指南中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国际通例，没有必要对此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也许，在一场激动人心的体育盛会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刻，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媒体和记者与其将目光集中到所谓的“针对外媒的控制”上，倒不如多考虑一些在奥运期间宽松的媒体环境中即将展开的真正的新闻大战。这才是考验媒体功力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