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两会上，新的《劳动合同法》将再次掀起舆论旋风。

　　2008年大陆开始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如果把2008年放到30年或者更长远的历史长河中去考虑，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又在诞生后引发巨大争议的法律，其象征意义或许远远大于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指导意义，或许一个新劳工时代因此来临，或许劳动者们从此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刚刚结束的各地两会上，新《劳动合同法》成为广州两会最受关注的法律，创下“三多”纪录:会上争论最多丶提交建议最多丶呼吁修订最多。

　　据悉，《中国企业家》杂志近日的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企业希望修改新劳动合同法”;乔新生教授也撰文以“《劳动合同法》与期望产生距离”为由，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慎重考虑《劳动合同法》的修改问题”。

　　相信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新《劳动合同法》将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激烈的交锋可能来自全国工商联界别，云集此组的全国民营老板们将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表达对新劳动法的某些意见和建议，经济专家和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委员们如何应对?

　　中国拥有1.4亿名产业工人，职工收入的总和占GDP比例在13%左右。过去20年里，这一比例持续下降。英国的《金融时报》1月中旬的专栏文章称：中国劳动大军较低的工资水平，对全球通胀起到了抑制作用。但长期以来，中国工人分享中国经济成功奇迹的比例不断下降，上述变化可能是对他们迟来的肯定。现在，到了给中国劳动者还债的时候了。

招聘会上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资料。

　　中国新的《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旨在改善劳动者的就业安全性，让那些曾两度与企业履行劳动合同的员工能与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对加班进行了限制，对最低工资标准作了规定，确保了被解雇的员工能拿到相应补偿。一边是1.4亿产业工人，一边是1000多万企业和事业单位——《劳动合同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讲述丶学习和利用。这部法律，迟早会改善长期以来产业工人的弱势地位，进而改变企业习惯和迷恋的低成本战略，改善这个国家过去30年里长期坚持的重经济效益轻劳工权益的发展模式。

　　有观察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低价劳工造就的全球性廉价物品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中国从世界制造工业最底端开始崛起的事实。

　　应当看到，通过完善法律体制，中国将创造一个更好的商业环境，如果一些小企业真的要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那也应被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新的劳工时代，这对中国来说，还只是个开始。中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的最大优势，仍然是劳动力，只不过不再是低成本的流水线作业工人，而是低成本的研发人员，甚至低成本的管理人员。

　　事实上，除了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保护，官方此举还有另一层深意。世界工厂——这个一度让中国人兴奋荣耀的称号，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反思着。伴随着进出口总额和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光环，1亿条牛仔裤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真实反映出背后的辛酸与苦痛。“低成本战略必须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必须要改变。”中国国务院《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说，这也是立法者的思路。

　　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无异于全球经济领域的一场核爆。2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中国的成本上涨已经改动了美国的价格标签。美国消费者已经感受到了源自中国的通胀压力。在价格连续下降多年后，中国销往美国的物品价格近8个月来持续上涨。美国消费者看到国内某些产品价格上涨10%，其中包括玩具丶服装及其它消费品。

　　任何事务都两面性，《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必然带来企业主的成本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弹。一度身为世界华人女首富的香港玖龙纸业集团董事长张茵，甚至当面向中央社保官员批评新法妨碍企业用人的灵活性，并间接导致低技术工人失业，呼吁当局慎重处理。

　　同时，新法也引起不少争论和质疑。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更是直指新劳动法养懒汉，还在深圳一个公开场合发表感慨，“中国现在未富先骄，要搞新劳动法，又要提最低工资。”台上的数百名企业家掌声如潮，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有着数家珠三角制造型企业。

　　有印度媒体对此发表评论说，一些中国雇主被几年前有缺陷的政策宠坏了，所以难以适应新的劳动法。

　　应对中国新《劳动合同法》外资在华大批撤离

美国销售巨头沃尔玛也卷入了中国的“辞工门”。

　　韩国进出口银行于2月12日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指出， 2000年至2007年，共有8344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其中2.5%的企业(206家)已非法撤离。

　　统计显示，2000年到2002年，青岛没有出现企业“连夜逃跑”的现象。2003年首次出现了21家，此后每年都在增加。2007年尤为严重，非法撤离的企业多达87家，占撤离企业总数的42.2%。

　　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分析了非法撤离的原因，包括：中国转变税收政策;加强了对环保方面的限制;不断上涨的工人工资;2008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在华韩资中小企业劳动成本负担可能会增加50%以上。这对为“赚取劳动成本”而进入中国的韩资企业产生直接冲击。

　　外资企业在华办理注销，“走程序”的机构包括税务丶海关丶外经贸丶工商局丶劳动保障局丶电力及供水企业等。一般而言，注销所需时间约为180天至270天，但由于各种细节，实际上会延后。

　　事实上，受到种种政策变动压力的不仅限于韩资企业。香港工业总会最近对8万余家在内地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37%的受访企业表示，有转移工厂的计划。 其中，63%的广东受访企业表示，承受不住日益飙升的生产成本，希望撤离中国。他们大部分考虑将工厂转移到越南。

　　不过，广东官方出面澄清，搬迁企业以港台资为主，与广东吸收外资来源结构以港台资为主相对应。搬迁企业中港资台资企业占搬迁总数的90%以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搬迁比重较小。

　　时代造就新一代劳工

　　民工荒 技工荒　催生10万年薪

　　今年涨工资吗?这是农民工判断去留的最重要的标准，绝大多数外来务工者都持有这样的心态。

　　每年春节前后,见诸报章最吸引眼球的是江浙丶珠三角等地发生的“民工荒”，如今这些区域性的问题已经在沿海地区和中部中心城市蔓延开来。

　　当地不少企业由于大部分工厂工人待遇不高丶人员流动大，导致到了用工旺季招不到合适的工人，甚至连机器也开不起来。

　　人力资源的紧张导致企业制造成本增加，引起了政府主管机构与许多企业的重视，特别是技术工人的紧缺使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束手无策，甚至在上海丶青岛丶广州丶苏州等地出现了某些制造业的蓝领技工年薪达到10万元以上的现象。由于劳动力的频繁流动，紧急培训上岗很容易造成产品装配质量的不稳定等不利影响，这无形之中也增加了企业的制造成本。

　　新劳工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劳工？

　　新劳工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劳工呢?眼下正是中国高校大学生毕业就业的时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吃香。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

　　随着在华外国人数量的日益庞大，他们之间的差异化也日趋明显：“金字塔”或“橄榄形”顶端的外国人，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过着富足的生活;“中间层”则和普通中国人一样，朝九晚五，辛勤工作;而还有一些外国人则可能为了实现致富的梦想，在各种各样的场所打拼，努力谋生。

　　外国人在中国“塔尖”上的“三高”生活：高职丶高薪丶高享受

2008年中国两会前夕，武汉市举行的春季人才招聘会上人头攒动。

女老外挎着塑料绳编袋在上海老街血拼。

　　中国外国专家局新闻发言人刘永志曾如此总结外国人到华的趋势变化：以前是退休的多，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越来越多;以前是一般性人才多，现在是高级人才越来越多;以前是短期工作的多，现在长期工作的越来越多。

　　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外籍专家在中国可以获得更符合自己工作的收入和发展。企业管理者丶专业技术人员丶学科高级人才等等，都是现在中国所亟需的。

　　不少单位为引进高级人才，纷纷亮出优厚的条件。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面向国际高级人才时，开出了在普通中国人看来是天价的薪水，许多单位的薪酬水平和待遇，甚至已经超过了海外竞争对手。

　　以深圳发展银行外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兰克·纽曼为例，曾有某投资咨询公司根据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所做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显示估算出，他的年薪是602.57万元人民币。

　　其实，除了被聘用到中国企业的外国优秀人才，国外大型企业和机构派到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薪水更是相当不菲。据智联招聘总裁赵鹏副向介绍，海外公司外派到中国的高管“年薪往往不会低于100万美元，一些国际知名投资公司的高管甚至可以超过200万美元”。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日本人加藤嘉一在北京呆了很多年，他说自己到中国的原因：“现在所有的日本公司都很注重中国市场。因此，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会被派往中国，他们来中国的待遇都很优厚，而且回国后大多都会升职。”

　　不少外国人喜欢中国传统里蕴含的“味道”。在北京，一些特别有钱的外国人会选择买个四合院住，他们觉得这才意味着是来到了中国。北京的一些四合院现在最贵的标价甚至已经达到1亿元(人民币，下同)，一般的也要几百万到几千万，但从来都不乏外国人问津。

　　由于有严格规定，购入四合院的业主绝对不能随意拆改，即使打算安装落地窗或加盖厕所，都需要规划机构审批。于是，这些腰缠万贯的买主只能“暗地里”进行改造，增设了游泳池丶卫星电视天线和地下车库。

　　“绿卡”和投资

　　允许外籍人才和投资者领取中国“绿卡”的制度已实施了3年，效果不错。

　　这项制度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者提供了出入境和居留便利，也激发了他们引进先进技术丶增加投资的热情。

　　目前，“绿卡”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缺口较大的现代通信丶生物工程丶电脑芯片制造等高新技术人才丶熟悉国际金融和世贸组织规则的人才丶既懂经营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到中国。

　　美籍华人马续翔取得“绿卡”后，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先进数码无损探伤设备及技术引进中国;欧姆龙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日本籍总经理市川畅男在获得“绿卡”后，对中国增加了近300亿日元(约22.2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还有一些外商经咨询后表示要追加在华投资数额，早日达到申请“绿卡”的条件。

　　当然，一些在中国创业的洋老板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创业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尽管现在开办公司的手续已经得到简化，但还有一些规章制度会让“老外”们晕头转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在这里创业“机会大于麻烦”，很容易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对于“商场文化”，肖克颇有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嘛，还是要适应中国人的方式。”比如自己的奔驰车，就是基于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要“有面子”。而肖克所属公司身价40多亿美元的老板在国外开的也不过是一辆普通的标致。

　　就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这一问题，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认为：“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外国学者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华的一些外国学者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开始钻研中国文化。”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体现在很多方面：“现在有不少外国学者为了研究中国的古建筑，长期生活在苏州丶杭州等地，中国相关部门拆除一些建筑，一些外国学者甚至比中国学者更痛心;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的国学和道教。”辜正坤说。

　　工薪老外的“小日子”

　　外籍教授的清贫生活

　　罗大卫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他在这所著名高等学府教书的生活，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外籍教师在华的生活。

　　由于地理位置和学校实力丶管理的差异，外籍教师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但总的来说，都不是很高。罗大卫坦言，自己要比在新西兰的同事收入低，而且由于住房紧张，清华大学分给他的住房只有60多平方米，而除了自己的妻子外，6个孩子也在身边，“太挤了”。

　　近年，北京房价增长较快，住在学校外的成本也很高，罗大卫一家听了朋友的建议，选择住在北京天通苑以北3公里处的一个小区里，每天上下班都要和中国其他上班族一样挤地铁。孩子们上学的花费也很贵，如果要上国际学校，6个孩子每年要花费12万美元，于是，罗大卫送孩子们上的是便宜一点的当地学校，很多课程他还自己教。

　　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罗大卫却也能乐在其中，他说自己不止一次地回答过关于为什么会在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来到中国的问题——“生活并不仅仅是挣工资。”在很多年前，到中国就是他的一个梦想，来那里看看正在发展的中国，感受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的确，对中国的喜爱和向往见证中国发展的历程，几乎是所有到中国来的外国人的“诱因”。

　　当然，作为一名普通人，到异国生活和工作，还是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中国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来中国，要哭两次”：初到中国，由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很多不适应，尤其是原来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不多，卖外国商品的地方更是少，外国人会觉得很失落，于是要哭;但待一段之后，觉得这里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久而久之还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于是走的时候又哭了。

　　韩国小老板和印度瑜伽师

　　来自韩国丶印度等地的外国人在中国数量庞大，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谈及自己的在华的生活，韩国人金熙涛津津乐道。到中国之前，他在韩国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1993年，金熙涛所在的公司选派驻华代表，公司的同事当时都不太愿意到中国，而喜欢运动丶勇于挑战的金熙涛最后主动请缨到北京。

　　刚来时，金熙涛便发现中国经济的活力超过了他之前的预期。他庆幸自己是第一批到华“吃螃蟹”的韩国人，他在中国获得了事业和爱情双丰收。

　　如今，金熙涛和他的中国妻子唐蕊已经育有一儿一女 ，他们在北京五道口经营一个韩国料理店，同时代理一个韩国化妆品在中国的销售。他们在北京各大高校设立代销点并已经建立了一个化妆品销售网络，随着“韩流”席卷中国，金熙涛夫妻对自己的经营业绩非常满意，他们已经在北京韩国人居住较为集中的望京地区购买了两套住房。

　　据韩国中小企业厅行政事务官白明浩介绍者，目前约有100多万韩国人生活在中国，其中60%是商人，20%是留学生。望京和五道口是韩国人在北京的聚居地。韩国商人在中国主要从事工业生产丶开设餐厅或者商店，不过，其中30%韩国商人在中国的经营情况并不太理想。

　　拉里比莫则是来自印度“瑜伽圣地”瑞诗凯诗的瑜珈教练，他虽然没有像金熙涛那样在中国赢得爱情，但他也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拉里比莫大学没有毕业，感觉自己在重视学历的印度没有发展前途，便到中国淘金。中国白领阶层对瑜伽的热爱让他喜出望外，他已经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建立了20多个瑜伽培训中心，而且事业还在不断快速发展。

　　拉里比莫表示，在中国做瑜珈培训所赚的收入比在印度要多三四倍，不断进入中国的印度人主要担任瑜珈教练或者经营餐馆。

　　据北京媒体调查，一些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到中国寻找发展机遇。在北京，日本人大多聚居在以长富宫丶发展大厦为中心的两个地区，而德国人则喜欢居住在燕莎友谊商城丶凯宾斯基饭店附近。

　　集结中国的“淘金客”

　　“偷偷”来中国

　　2007年7月22日，4名正在北京什刹海酒吧街表演的来自南美的年轻人，被警方认定为非法打工。

　　中国人偶尔会在媒体上了解到一些通过偷渡或者签证过期仍然滞留的外国人的消息：他们的赴华之路充满艰辛，有的甚至走的是违法之路;他们的生财之道也各有不同;由于他们往往在暗处活动，具体的人数很难统计，也给地方的管理造成一些不便。

　　智联招聘副总裁赵鹏分析说，随着在华外国人数的大量增加，或许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形或“橄榄”形，位于底部的就是这些几乎“隐藏”的外国人。

　　2007年，北京边检总站在北京口岸查获的偷渡出境人数比上一年下降27%，而查获的偷渡入境人数比上一年上升38%并创历史新高。

　　北京边检总站特勤队三分队的武玉峰，已经在北京首都机场工作17年多时间，经他查获的偷渡者有300余人次。据他介绍，进出首都机场的外国游客连续10多年在快速增多，伴随出现的偷渡现象也越来越复杂，偷渡者现在使用的很多假证件用肉眼无法直接判断真伪，但要在大量旅客出入境检查的短短几十秒内分辨出偷渡者就需要有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

　　北京边检总站副总站长陈衍习表示，从2000年开始，北京边检总站查获的偷渡出境者数量在逐年减少，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查获的偷渡入境者数量在迅速增加，首都机场现在几乎每天都可以查获偷渡入境者，他们主要来自世界上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或政治局势不大稳定的国家。

　　另据被查获的偷渡者透露，在某些国家，中介机构将代办中国签证的签证费炒到了正常办理费用的20多倍，购买一个“仿真”的“假签证”就需要1500多美元。

　　谨慎的皮索罗

　　麦卡明是北京某重点高校的非洲籍留学生，他2005年3月到中国，他首先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了4个月汉语，然后在中国收购手机丶计算机等电子产品和塑料花等生活用品并寄到非洲，非洲那边的合伙人销货后通过银行卡给他转账。他同时还做些小生意，当家教，中国几个大城市他都去过。在他看来，中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善，一些家长也乐于请他们给小孩教英语。

　　皮索罗的签证早已过期，像他这样签证过期但仍滞留在中国的人为数不少。他有时候回国就借用新来“同乡人”的护照，他说“非洲朋友圈”也经常这样互相借用护照。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一般分辨不出黑人的长相差别，运气好点就可以侥幸应付检查。即使也有被边检查获的时候，但他们被遣送回国后仍会想办法办理合法的签证来中国。

　　2007年10月带团从非洲考察回国的北京中投国信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总经理吕海军透露，在中关村电脑市场卖1000到2000元的二手电脑，在非洲只要承诺保修一二年就可以卖到400至800美元(约2800到5600元人民币)。中国和非洲的一些产品存在巨大价差，给一些在华的非洲人提供了商机。一次吕海军乘飞机去非洲，在机场登记检查时，曾看见一位返非旅客的行李箱里装满了手机。

　　皮索罗表示，偷渡到中国的“家乡人”在逐渐增多。这些人一般家境贫寒，他们打算在中国挣些钱后再回国。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们一般只能在非洲商人开设的公司工作，主要从事接单丶下单丶跟单丶出货等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非洲商人给这些“偷渡者”开的工资很低，有时候商人之间会互相“倒卖”偷渡者。

　　这些偷渡者大多生活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很多工厂，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间的商品贸易也主要集中在那里。

　　偷渡者中也有“混”得不好或者不服管理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包括抢劫或行骗，用假外币骗兑人民币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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