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

　　"泪水"曾经是《艺术人生》驰骋收视率战场的"杀手锏"。大明星们在《艺术人生》纷纷登场亮相，畅谈人生感悟，谈到动情处纷纷落泪，"明星落泪"成为节目吸引观众的亮点，2002年-2003年《艺术人生》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节目火爆异常，上海《文汇报》以《是什么力量让明星们泪流满面?》为大标题发表文章，对《艺术人生》挖掘人物内心的神奇力量进行了分析和褒扬。似乎就在转瞬之间，曾经为《艺术人生》带来美誉度的"泪水"又成为"煽情"的代名词。从2004年下半年起，关于《艺术人生》的"煽情"之说风生水起，《明星煽情过度 眼泪等于罪行》丶《〈艺术人生〉收视率下降 朱军面临下课》等文章一时间在各种媒体上，尤其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对《艺术人生》的"煽情"风格提出质疑和批评。

　　"泪水"一词在《艺术人生》的命运更迭是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异在大众心理层面的迅速折射。这是一个众神变形的时代。

　　众神变形的时代

　　"真情流露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情到深处流出情不自禁的眼泪，这有什么不好?""我现在真的有些搞不明白了，难道真情也会被厌倦吗?" "不知道是这个社会太无情，还是太多无情的人把这个社会变得麻木?"2006年1月《艺术人生》开播五周年之际，栏目主编兼主持人朱军在接受《深圳特区报》采访时这样连续反问记者。

　　"我们生活在一个希腊人称之为’众神变形’的时代，一个充满如此多的风险，如此依赖于当代人心理素质的时代。"分析心理学派创始人荣格的话恰当而又无奈地对应了朱军心理上的茫然。

　　余华在其新作《兄弟》中坦陈：中国人从精神狂热丶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1960年代活到伦理颠覆丶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当下，相当于欧洲人从中世纪到今天。一个质疑年代的开始总是充满了荒谬的色彩，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这对现代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个近乎残酷的考量。

　　因为"泪水"创造极高收视率，又因为"泪水"招致众口非议。《艺术人生》命运态势突变的背后其实凸显的是中国人颇具意味的"心理流变"。

　　一群燃点很低的人

　　《艺术人生》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主力创作人员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除了主持人朱军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制片人王峥和编导别航程丶马宁丶李谦丶谢君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他们成长并受教育于八十丶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狂飚突进的新时期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他们赶上了一点尾巴，1990年代兴起的商业主义大潮，他们更是首当其冲的受洗礼者，今天作为中国城乡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成长经历几乎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复兴步伐紧密契合，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他们欢迎自由主义，喜欢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态，初步认同自由丶民主丶人权丶宽容丶爱丶环保等普世理念，但对’过去’的时时回望使得他们更注重的是对’传统中国’的执著留恋和对’高贵内心’的浪漫坚守"。《新周刊》对这代人的中性评语更多呈现了"褒"的倾向。

　　制片人王峥对栏目成员的要求是：先做一个对于寻常百姓有悲悯之心的好人，再做一个能够从演艺明星和他们的作品中感悟到人性光辉的电视人。这显然是一道很高的门槛，《艺术人生》的编导不仅要具有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全面的人文素养，还要具备一颗善良的心和正确的人生观，不仅要会"读"人，而且要"懂"人，要具有一颗"善感"的心。

　　史航(《艺术人生》策划人)：王峥是一个情感燃点很低的人，别人到80度才烧开，她到50度就烧开了，很容易被感动，这种燃点低是年轻的标志，她不可能比八十年代的人更年轻，但是她充满弹性。作为制片人，她的气质会决定节目很多特质，她就像一班人马的探路兵，负责给大家带来很多来自大环境的信息，从而在栏目组内部营造一个小环境，这个小环境对大环境有时候是一种补充，有时候是一种制衡。大环境是冷色调的，她营造的小环境就是暖色调的，工作在这样具体环境的人们才有一定的余地来铺设自己的感动，如果王峥的角色只是纯粹制片人意义上的"制片人"，很多感性的东西就可能在她那个关口被过滤掉，而《艺术人生》却保留了这么多充满感性的元素，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王峥同时又是栏目的决策者，她的部下会思考怎么跟她对接，她会很容易被感动，大家就会觉得她都被感动了，我还有什么不好被感动的，她想哭我也想哭，所以这是一种默默的暗示和感召，这种感召使得栏目组的人员不会以"精明和老道"自居和得意，我认为这就是王峥的意义。

　　王峥：《艺术人生》始终代表着制作人的兴趣，我的兴趣不是像狗仔队那样去窥探明星的隐私，而是通过我所服务的电视台表达对人的内心的关注，这是我特别强烈的一个感受，它使我充满创作的激情。因为没有机会通过电影，通过文学去表达，只能通过电视栏目这个渠道去探讨人生。

　　王峥的"善感"如果是和后天的文学熏陶有很大的关系，朱军的"善感"则受其家庭成长和父母的直接影响。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中国平民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最小的朱军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是充满自卑的，即使是温馨的亲情也会因为当初生活的清苦而改变了味道。

　　朱军：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有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不在家，母亲永远在忙忙碌碌地做家务;父母话不多，也很少给我们讲生活的道理，很多东西靠我胆怯的眼睛自己去捕捉;我可以朦胧地感觉到家庭生活的艰难，但是又特别渴望自己被宠爱。

　　沉默坚韧的父母给予了朱军要强而又敏感的性格，这使得朱军对外界保持了很强的敏感度，包括对各种机会的把握和捕捉。求学丶从军丶结婚，走出西北丶打拼北京，从一个兰州军区的相声演员到"京漂"，从"京漂"奋斗成为CCTV一线名主持，朱军苦心经营好每一次机会，以执著丶勤奋和用心换得了社会对他的"宠爱"，作为男人，他成功了。而立之后才到来的巨大成功使朱军对早年经历的艰辛生活和默默操劳的父亲母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朱军自己有了儿子以后转化成了更加浓重的"感恩情结"。

　　朱军：1999年10月7日，我没了爸爸。

　　2000年12月16日，我没了妈妈。

　　那才是我真正长大的日子。那一刻，除了悲伤，我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孤独，似乎一切的成就都在一种力量面前化为乌有。我是个孝子，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孝子。父母给我的不仅是骨血和容颜，更是一种深深的烙印，我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呀!这是有了孩子而没了父母的人恍然间悟到的人生真谛! (摘自朱军自传《时刻准备着》)

　　六十年代生人朱军视耿直严谨的父亲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善良丶正直丶真诚丶负责任"是男人朱军心中最具分量的关键词，关于"亲情"的话题永远是可以轻松博取主持人朱军泪水的最大"动情点"。

　　2001年3月16日《艺术人生》录制《李双江》，录像的当天是朱军母亲的100天忌日。李双江是出名的孝子，他并不知道这一天对于朱军是个什么日子。他十分动情地不停回忆着母亲生前的事情，但是对于刚刚失去母亲的朱军，这个话题无疑是一种折磨，朱军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影响了节目的录制，就几次将话题岔开，而李双江总是绕着弯子拐回来。朱军坐在他的对面，一直泪流满面，哭得比他还伤心。李双江当时还感动地说："谢谢我们朱军兄弟，陪着我回忆了自己的母亲。"

　　朱军：其实，那天录像我一直处在严重的走神状态，因为每每他讲到母亲的慈爱之处，我都想到了自己刚走不远的母亲。当时没有人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那也是我头一回在节目中哭。

　　"我的父亲母亲"是朱军永远无法释然的心结，"亲情"成为朱军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至情至性的表达方式也构筑了《艺术人生》"用情感温暖人心"的本色风格。

　　"性情中人"朱军和"情感燃点很低"的王峥在童年时期都曾被"自卑"困扰，他们在打通自己与外界的路途上，陡然发现苦苦探究"人心"的他们根本不是"功能完备的人"，世界上也鲜有"功能完备的人"，每一个灵魂都是仓皇不堪的，即使是所谓的"明星"们，光鲜外表的背后同样是漏洞百出的生命缺口。这个对自我和他人"心灵真相"的发现使王峥和她的部下及时扭转了做电视晚会时期电视编导与明星打交道"牛气十足"的工作方式，而以平视的眼光和亲和的态度把明星当作"人"来对待和交往，于是《艺术人生》典型的工作态度被王峥凸显出来，那就是对嘉宾要"尊重"。这两个字在成为《艺术人生》编导工作准则的同时，也铸就了《艺术人生》先天的人文关怀特质。

　　遵循这个原则开步走，《艺术人生》的编导们每接手一期新节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亲自拜见嘉宾，这项工作通常由制片人陪同前往。

　　文章摘自《极端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