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开始，人们就试图测量地球的“体温”，随着诊断深入，人们惊奇地发现，它的“体温”居然在不断攀升——它发烧了!

　　第一次诊断：孤掌难鸣

　　1820年之前，没有人问过地球是如何获取热量的。正是在那一年，法国数学家简·巴普蒂斯特·傅里叶最早使用“温室”一词来说明大气吸收了太阳的热能，才使地球不像火星那么寒冷。但遗憾的是，当时他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直到19世纪末期才被人记起。

　　1895年，瑞典物理学家斯文特·阿列纽斯读过傅里叶的论文后，研究出了第一个用以计算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影响的理论模型。

　　1938年，美国科学家乔治·卡伦德发表了一篇题为《人为生成的二氧化碳及其对气温的影响》，计算出当时地球的气温已经升高了0.55摄氏度。但当时美国人正惊喜于因汽车和电灯的发明而带来的诸多便利中，没有人关心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是否会对气候产生影响。

　　第二次诊断：预感危机

　　195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查尔斯·基林研究发现，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900年的290ppm增加到了1956年的315ppm。次年，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罗杰·雷维尔和汉斯·聚斯联合撰文指出，“人类正从事大规模的地球物理实验，要将几亿年来沉积在地下的有机碳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返还到大气层中”。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全球气候变暖的迹象及对此的分析成倍增加。如，197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莱士·E·布勒克尔预测，在下一个10年，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将会大幅度增长。1977年，威廉·凯洛格和玛格丽特·米德发表了《大气：已经并正处在危险中》一文。他们在文中要求制定一部《空气法》，以使各个国家都同意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至某个共同商定的标准。

　　第三次诊断：警钟敲响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过去及80年代的到来，天气似乎一心要应验人们的预测似的。中纬度冰川退缩的速度从每年30米增加到了40米，北极的冰盖萎缩了6%，雪线也持续退缩。

　　1988年，这是敲响全球变暖警钟的一年。世界各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酷暑。69个美国城市，还有莫斯科，创下了最高的单日高温纪录。就在这个冗长的夏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多伦多召开会议，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992年6月3日，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各国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东京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至此，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诊断和争论，“地球发烧了，是时候给它降降温了!”这终于成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