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行标题的时候，中国政法大学“杨帆事件”已经渐渐沉寂，我的朋友丶前同事萧瀚辞职引起的诸多争议也慢慢被遗忘。最近听到的一个反应是政法大学的年轻教师很不开心，因为这次事件发生之後，国家下拨的经费肯定要减少了。

　　且不谈“杨帆事件”背後能发掘出多少道德的含义，就事件本身而言，谁在欺负人，谁更像流氓，一望便知。那麽多人用逻辑和证据向公众证明杨帆的不是，就像在证明皇帝并没有穿新衣，可是，这还用证明吗?争论纠结在一个很低的层次，同时也说明，人们很难期待在体制内明智丶体面地解决问题。我的疑问近乎绝望：中国大学到底在做什麽?

　　中国民众对大学的失望近些年越来越明显，骂声不断，但体制仍然强大而僵化。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去年上半年，听说教育部要视察全国艺术院校，所以大家要伪造之前所有课程的作业，视察期间只能在教室，不能呆在宿舍，要准备好视察时的台词……这种情形简直令人发指，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要过去，社会活力从许多领域迸发，而我们的教育却仍然以禁锢而不是以鼓励丶启发为己任，真让人怀疑留在学校里的是什麽样的老师，走出学校的又是什麽样的年轻人。

　　有人说，教育领域没有新的思想。这也许是因为当前的问题已经过于严重过于明显——体制过于单一，行政对学术自由的挤压，对于人文学科的量化管理——如果一发表意见，国家就减少经费，饭碗会丢掉，没有别的出路可寻，那谁还敢折腾?这些问题已经说过太多太多，抱怨和谩骂更多，然而现在的中国缺少的不是谩骂和抱怨——讲台撒泼和网络骂街都包括在内，在教育领域，甚至也不缺少理性的讨论，缺少的是建设，是实践。

　　为了给《生活》杂志准备“教育”专辑，我重读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一书。这本书源于2005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论坛，论坛邀请了教育部官员，大学校长，学者丶学生，一起讨论大学人文教育的现状。

　　倡导人文教育的前提在于，人文教育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丶信仰丶道德体系，短期看来无用，然而利在长远。比如说，一位出身于北大的教师举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年薪至少20万，但是除了专业技能，你首先要问，他值得信任吗?他明白诚实的原则吗?他能顶得住巨大利益的诱惑吗?一个进入政治领域的年轻人，他会独立思考吗?如果他在管理层，他会懂得为了某些原则去工作吗——比如说公众的利益与一些?定的价值?而从整体来看，人文教育，也就是“经典”的学习可以奠定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基。

　　用一个直白的例子来讲，当有人质问人文教育有什麽用的时候，北大艺术系主任叶朗勃然大怒：你不学经济，还是中国人，但是你不看《红楼梦》，就称不上中国人!叶朗指的就是这种共同的精神基础和文化根基。

　　论坛的组织者之一甘阳，是像叶朗一样能够高举高打的人物，他是1980年代很出风头的思想家，从北大教改风波後，持续对中国大学教育发言。这一次甘阳提出“通识教育”，试图模仿美国大学在大学本科阶段进行的“经典作品阅读与讨论”——而不是兴趣式的随便选修。他举例说，在美国，大一的新生什麽都不懂，一看就是没受教育的孩子，但是到大四毕业时已经完全不同，就是一个educated person。而这事实上正应该是大学教育的作用，启蒙学生内部完整的人性，而不是逐步窄化，成为功利的职业教育。

　　从记录来看，那是一次很热闹的会议。更可贵的是，会议结束後，甘阳并没有停止，他在清华大学开了两学期通识课程，作为实验。在教学方式丶课程设置丶参考书阅读上，他都下了很多功夫。据说在中国，许多事情都要从实验开始，逐步打开改革的局面，才是稳妥的方式。希望这是一个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