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来，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丶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起来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毛泽东对苏联的霸权更警觉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一是不断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后，“还有打仗”这一条。

　　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丶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

　　中共高层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决策。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高层工作会议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抗争到底。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苏联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

　　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

　　珍宝岛冲突不是孤立事件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丶准备和反击的过程。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后，1968年1月24日，中国军方高层电示沈阳丶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后发制人和有理丶有利丶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做好充分准备，以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丶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高层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

　　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在该地区布置3个连左右的兵力，以一部分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边防检查站设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

　　2月19日，中国总参谋部丶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高层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

　　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做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然而，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

　　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给美国出了个好题目”

　　珍宝岛事件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泽东对外战略的调整。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升级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国对这次事件所做出的异乎寻常的反应。

　　第一，珍宝岛战斗后，中共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10天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已达4亿人次以上。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汇报时指出：“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苏联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

　　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说：“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此后，苏联继续扩大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并于8月13日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面对持续紧张的局势，中国的战备工作开始进一步从政治丶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阶段。

　　第三，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打“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与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九大”以后，毛泽东交给陈毅丶叶剑英丶徐向前丶聂荣臻等四位元帅一项研究国际形势的任务。

　　四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6月7日至10月进行了近20次战略务虚讨论，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等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联为敌，苏联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陈毅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第四，1969年初以来，美国也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的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作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让他站在自己身边一起检阅游行队伍，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向美国传递了缓和的信息。毛泽东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

　　中国对珍宝岛边界冲突的反应，一方面是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威胁及核威胁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开显示中苏两国已经走到战争边缘，双方关系的恶化已无法挽回，通过利用国家关系中最敏感的边界问题，公开表明中国与美国已具有了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这即为中美联合抗衡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做了充分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