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恩师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有名的革命家和学问家，外号“章疯子”;章太炎自称有“神经病”，但他对于这“神经病”却另有一番解释。章太炎死于1936年秋，只比鲁迅早一个月;而鲁迅在10月9日写了悼念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到10月17日又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是鲁迅去世之前两天所作的未完稿，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由此可见鲁迅对于恩师章太炎先生的感情之深。鲁迅在先前的著述里面，还特别提到章太炎先生外号“章疯子”的一些逸事。

　　章太炎的个性基本上属于“神经质”。

　　满清末年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二百多年以降，“避席畏闻文字狱”，在文化专制的血腥淫威之下，明末清初的遗民只能迂回曲折地抒发愤懑，而所谓“康乾盛世”士大夫只能沉匿于考据古籍。然而，到了20世纪初年，异族皇权风雨飘摇，满清政府穷凶极恶的威权强势已经荡然扫地，原先俯首听命的士群压抑长久的逆反心理，已接近沸腾。

　　于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狂傲不逊的“疯癫”，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代表的铁屋中的呐喊，旷野上招魂的呼叫，废墟中冤鬼的怒号，发扬蹈厉，震撼人心。于是，个性人格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章太炎作为国学大师和革命家的“神经病”形象，应运而生，著称一时。

　　[注] 关于章太炎的生年，在不同的传记里面，有1868年和1869年两种说法。按：这是阴历和阳历转换的问题。章太炎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历跨年度，就是1869年1月12日。

　　章太炎的个性，他自己说是“神经质”。这种神经质乃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投射。

　　其实，章太炎还先天患有癫痫病(俗称佯癫疯)，所以16岁时不得不放弃科举考试的机会。这也不妨说“塞翁失马”，却使得他“得天独厚”吧。章太炎生平的“狂”是出了名的，而他独特鲜明的个性远不止于“狂”。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说：如果找不到“中行”的人为友，就与狂狷者交往。狂者敢做敢为，大有作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为。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章太炎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狂者”。

　　章太炎的神经质个性特点

　　(一)狂——敢作敢为丶狂热进取;

　　(二)放——放浪形骸丶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三)三不朽——参政积极，学问独特;

　　(四)热衷讲学——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

　　(五)痴——日常生活心不在焉，痴迷书呆。

　　下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回忆录丶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一)狂——敢作敢为丶狂热进取

　　章太炎的“狂”，不肯摧眉折腰丶低首下心，而富于狂热的反抗精神。在1903年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入狱三年丶1908年在日本被拘禁丶1914年大骂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两年多，这三场冤狱之中，章太炎狂热的革命斗志，得到突出的体现。(详见专论)

　　鲁迅对章太炎的评价：“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引自《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陈注：关于“以大勋章作扇坠”的细节，出于传闻，不确。详见专论。)

　　他曾自称有“神经病”丶自称是疯子丶狂人。但有时候属于“真狂”丶狂热丶狂妄，有时候属于“佯狂”，就是装疯卖傻。章太炎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太炎颇有自知之明，自鸣得意，并非自贬。

　　(二)放——放浪形骸丶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章太炎年轻时曾是江南大学问家俞樾(yuè)的得意门生。他参加过上海强学会，赞成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反满的“种族革命”。他去看望老师俞樾，希望得到老师的支持，俞樾却大骂他不忠不孝。为了“驱逐鞑虏丶恢复中华”，章太炎公开声明，跟俞樾断绝师生关系。他狂妄地既不忠于朝廷丶又不尊重师长，这在当时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

　　章太炎因为“嬉笑怒骂皆为文章”，曾忍受被杖之辱。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鉴于章太炎古文造诣，聘为主笔。然而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正学报》总办梁鼎芬阅后惊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请捉章太炎，按律治罪。亏了《正学报》坐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这口气咽不下去，命骄夫把章太炎扑倒在地，一顿乱棒。后章太炎每与人嬉笑怒骂时，对方说“叫梁鼎芬来!”章太炎就不语了。

　　章太炎为人直爽，性格火爆，出言不逊丶持论偏激丶惊世骇俗，被世人称作“疯话连篇”或“狂言无稽”。早年在日本，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一份户口调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却十分不满，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年龄——万寿无疆。”

　　1902年4月26日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留学生数百人报名赴会。日本当局迫令解散此会，并传讯章太炎等。警长问章是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

　　章太炎首如飞蓬，衣衫褴褛，不拘小节，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风。

　　章太炎言论爱走极端，看着谁恶心了，不顺眼了，想骂就骂，想吼就吼，想咒就咒。管你是什么“狗屁皇帝”，还是什么“猫腻总统”。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持论偏激，行为怪诞，又不愧为“民国之祢衡”。但又一方面，他也算准了，自己盛名盖世，社会影响非同小可。杀一国士的恶名，谁担当得起?清末骂光绪皇帝小儿，这着棋似险而不险;民国初年骂袁世凯，袁自命天下英雄，不敢公然学曹操来杀章太炎。所以他有恃无恐。章太炎是一大手笔，就连袁世凯派去软禁他的爪牙都懂得：“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章疯子”的绰号，对于章太炎的社会政治影响也造成不利的一面。例如：当章太炎因“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之后，黄兴曾写信给孙中山说：“弟与(汪)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按：指章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章疯子”的名气更大，凡是不合时尚与流俗的话，多被指为“疯人呓语”。鲁迅有一段回忆：“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三)三不朽——参政积极，学问独特

　　像章太炎这样最后一代的“士大夫”，晚年虽基本以讲学为主，看上去很像专业文化人;但他确如周作人所说，是与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尽管他们常常回归学术，但大都出于天下无道丶不得不退隐的选择。积极参政的情结一直存在，“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

　　细读章太炎《自定年谱》，除了少年时期多涉及读书外，成年后涉及政治丶社会活动的内容，远超过论学。可知章太炎对于自己的定位，是“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周作人指出：章太炎对政治的关切，原本“出于中国谬见之遗传，有好些学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单怪先生”。致力“参政”乃是中国士人的传统。

　　传统所谓“三不朽”指的是“立德丶立功丶立言”。我国历代士大夫一向把“立功”置于“立言”之上。章太炎曾两次为自己寻墓地：民国初年(1914)被袁世凯软禁时选择葬在“攘夷匡夏” 抗蒙古侵略有功的明代刘伯温墓侧;抗战前夕(1936)国难危重时则选择葬在抗满清的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他自选的盖棺定论侧重于“立功”，均以民族主义的“攘夷”为标志。因此鲁迅盛赞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乃是公认的国学宗师，道德文章，堪称一代之雄;但他更倾心担当社会活动的责任。只要一脚迈出书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卑鄙的“食肉者”感到头痛的怪事。

　　卓尔不群，是章太炎个性的特点。他常有与众不同的独立思路。20世纪初，“社会进化论”被视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以致有人将它与“进步主义”等同起来。1906年，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反对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演化：“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也就是说，社会“演化”可能走向“进化”，也可能走向“退化”。文中对有些人崇洋媚外的不良倾向，表露了深切的忧患意识。两年后，他又发表《代议然否论》，就西方议会制的利弊作辩证思考，主张中国的制度应力求避免代议制的弊端。

　　章太炎在1911年撰著的《齐物论释》，要求破除对权威和经典与膜拜，破除文明与野蛮的偏见，破除是与非的机械划分，强调不发达国家丶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指出世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当时“惟西是尚”的流风下，章太炎的观点从民族性出发，不盲从时髦，而敢于独树一帜，体现了对国家命运的独特思考，代表了现代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

　　(四)热衷讲学——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

　　顾颉刚当年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注：《古史辨》第1册，第23页，25页，26页。)

　　章太炎去上海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的时候，作为读者的谭嗣同就将其二人相提并论了：“大致卓公(梁)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二者虽风格有别，却难分轩轾，只是章文用典太多，过于古雅，一般的读者不易接受，故而黄遵宪的评价似可作为谭嗣同的补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

　　1919年初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讲《今日青年之弱点》，他本人的确有意调和新文化与旧文化。他在讲演中明确表示：“近来有人提倡新文化，究竟新文化和旧文化，应该怎样才得调和?”

　　章太炎的言行中，一直以调和的态度对待新旧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新潮中引入“整理国故”，参合新旧。章太炎对国学进行了重新解说。他认为：“诸子学等于现在西洋的哲学。”后来更按经学丶史学丶哲学丶文学的系统讲述国学，这其实就是借鉴西学加以调整。曹聚仁记录章太炎《国学演讲》，认为年轻人研究国学的原因有四：其一，区分精华和糟粕(腐骨)，便于取舍;其二，系统整理，便于观察;其三，找出国学的真面目，抵御社会旧势力“借国学做护符”的反动，以利于趋新;其四，找出沟通国学与西方文化的方法，以便“合理的迎纳”。章太炎先生讲国学，的确使我们满足求知欲望，并且是适应这四种需求的。

　　1924年胡适为清华学校策划兴办国学研究院，主张采取英国的导师制度，校方遂请胡适本人出任导师。谁知这位留洋的博士却自认才疏学浅，声称当今之中国非章太炎丶梁启超丶王国维诸公不足以担此重任。结果梁丶王二位欣然赴任，章太炎却因不屑与“保皇党”共事而拒受聘书。

　　1932年章太炎到北平讲学长达3个月，故都各校的趋新弟子执礼谨然，其余各派学人也纷纷请益问学。这象征着五四以后文化界新旧丶南北之间的冲突，重归“以平实而致博大”的轨道。

　　(五)痴——日常生活心不在焉，痴迷书呆

　　章太炎居住在上海时，每次自己出门外购烟，离家不过五六十步，便不识归途，又不忆门牌，只得沿途问人，问路之词甚为幽默：“先生，我的家在哪里?”闻者莫名其妙。

　　民国初年在上海，章太炎跟孙中山丶廖仲恺丶苏曼殊等人时常往来，有时在章家叙谈，有时孙中山派人驾车接他去。有一次章太炎从孙家出来，孙家车马刚好都有事去了，门口只停了一辆人力车，他跨出门就上了人力车，挥手呼快走。车夫问：“拉往哪里?”太炎向前一指说：“到我家里!”车夫便径往前走。拉了一程又问：“先生家住哪里?”太炎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烟纸店。”车夫没法，只得拉了章太炎走一程问一问，在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太炎的人，当时要找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另一辆车时，章太炎已不知去向，便用电话向章家(汤国梨夫人)询问，得知章太炎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出寻找，终于在大世界附近，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事后大家引为笑谈，忍俊不置。(根据汤国梨夫人晚年叙述)。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说章太炎有一次从南京返上海，家人误记了班次，章太炎一人下车，不知如何雇一马车，车夫问他到何处，章太炎随口答道：“到我的家里。”车夫无办法，只得在市内兜圈子。家人接不着章太炎，焦急万分，派十余人在市内寻找，好不容易才寻到……以后，章太炎每次行动，即使在室内亦有侍役追随，不然，即给夫人添麻烦。

　　章太炎居处皆是书，窗台亦设书，室内了无陈设，中置一床，每中夜睡醒，忆及某书某事，起床翻阅之，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亦不知加衣，莅晨仆役进室洒扫，见章太炎持卷呆立，惊呼：“老爷，你还未着衣呐!”章太炎方始惊醒。人到暮年读书，乃能读到痴迷的地步，章太炎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