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丶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目前在中国，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50%左右
 
　　先赚点钱，有机会再学点技术

　　北京朝阳区在建的一栋大楼前，23岁的打工青年黄亮已经有７年的工龄了。

　　为了供姐姐上学，16岁的他初中毕业后就随大人到县城里的建筑工地打工，2006年他又和同学一起来到北京。

　　“我从小就不是个读书的料”，黄亮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现在只能干些体力活，想起来也挺后悔的。不过，以后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上大学，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在北京打工很不容易，每天很早就得起来干活，当我看到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时就觉得更苦，有时都想哭。”黄亮说，“不过，北京的活儿多，挣的钱也比较多。”

　　黄亮现在每个月能拿900多元钱，除了自己必需的花销，还能剩一部分给家里寄去。“我想尽可能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黄亮说。去年他给家里寄了4000元钱，原想寄5000的，但为了买手机，多花了些钱。现在他周围打工的朋友基本都有手机，虽然增加了一笔开销，但是手机的确带来不少便利。

　　“以后啊……以后，还没想那么多呢。”黄亮说，“自己先赚点钱，如果有机会，就学点技术。现在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了，有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以后想自己干，开个小店

　　今年刚满18岁的关叶是河北邢台人，去年中专毕业后，她在家乡县城的一个服装店打了一段工，3个月前来到北京，在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

　　“这里每个月700块钱，还有酒水提成，我就住店里，他们管吃管住。”

　　关叶的两个姐姐都已经嫁人，哥哥今年大专刚毕业，在青岛打工，父亲在家乡收废品，母亲在村里的一个小纸板厂干活。

　　“我妈说家里不用我操心，没钱了就跟她说，但是我既然出来了，就不会再管家里要钱了。”关叶说，“我以后想自己干，开个小店，卖小饰品什么的。”

　　“现在先存点钱，将来开店可以用，而且也得给家里寄一些，我哥以后结婚要花钱的。至少到30岁吧，才有可能回家乡。”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关叶并不喜欢城市嘈杂的环境。

　　“我们一个月有两天假，平时也没什么时间跟朋友一起玩。我不喜欢逛街，平时比较喜欢看小说丶听音乐。”她笑着说，“以后有机会我想多学一些东西，最想学的是会计和瑜伽。”

　　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

　　据统计，在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丶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已超过1亿人。

　　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被访者中，60.2%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工作是为了家人生活得更好，89.1%希望自己的后代有大学以上学历，97%表示愿意继续学习，而他们目前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识主要是专业技能知识丶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业务学习丶上网丶听音乐等新潮的娱乐方式。他们在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丶听广播，还会经常光顾网吧丶迪厅丶酒吧丶溜冰场丶卡拉OK等娱乐场所；他们中62.59%的人常去或去过网吧。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

　　另外，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活力，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更加趋向于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同时，他们本质上仍具有农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品质，有忍受挫折丶艰辛的耐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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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我的城市梦如何成真？

　　面对农民工所引发的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新闻背景：中国青年报日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已经成为珠三角农民工的主体，占据总数的60%。他们的工作观与老一代完全不同。其中，除了18.2%的人抱着“出来挣钱”的目的外，更多的人是因为“在家乡没意思”，出来“玩玩”丶“学门技术”或者“锻炼自己”。与其父辈不同的是，这一代农民工群体有一定的知识水平，有强烈的表达欲望，有自己的梦想追求。他们无论在知识背景还是在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悄然转变。

　　主持人：杨 波

　　嘉 宾：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教授）

　　主持人：同样是从农村走出来，同样是向城市“寻生活”，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农民工群体的这种结构性转型意味着什么？

　　白南生：记得有人曾这样警告珠三角的老板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非常经典的一句话，道出了两代农民工由内而外的差异。

　　1995年我们做过一项调查，当时进城打工的农民，基本上是出于经济压力而离开农村的。那时候农村情况比现在更糟一些，财富积累也比较少，不出去挣点钱，很可能连农业税费都交不起，更别谈结婚盖房子了。2005年，我们对十年前曾经调查过的300位进城农民工做了回访，结果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返回了家乡，取而代之进城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尽管目前农村整体收入还比较低，但与上一代相比，新生代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有所缓解，外出打工考虑钱的因素更少，而对未来的发展看得更重，自我和权利意识也更重。这些年轻人，虽然生长在农村，很多也是娇生惯养大的，其中有农业劳作经验的也不多，某种意义上已不复为当初的“农民”。他们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在意城市人如何接纳他们，他们也更重视是否能在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城市人，包括雇主和普通市民，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并在各方面做好迎接新生代农民工的准备了呢？我们的城市除了为他们提供一个维持生计的落脚之处外，是否还能为他们提供梦想变现实的场所？

　　曹锦清：值得一问的是：这一代农民工，是否能真正在城市里安下身来，出得来是否还回得去？近些年，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三农（农业丶农村丶农民）发展的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丶发放粮食补贴丶建设农村合作医疗等，吸引了不少农民工回流。但这是建立在他们进城之前从事过农业劳动丶能够吃苦耐劳的基础上的。假如一些年轻人回去之后，做不来农活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又当如何？如果他们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上久久徘徊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家园，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社会阶层的断裂会给和谐社会的进程埋下怎样的阴影？这都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

　　主持人：近两年，中国沿海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的出现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跳槽的择业心态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

　　白南生：民工荒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博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改善自身工作状况与城市社会为其提供的劳动环境之间的博弈。一方面，农民工对工作的期望值提高，自我的价值定位提高，另一方面，劳动环境的改善还有待时日。这预示着，中国劳动力用工环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那种吃苦耐劳的廉价劳力“无限量供应”的局面不会一直持续。那么，我们的劳动保障等相关法律是否针对这样一群新民工群体作出改变？

　　曹锦清：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卓见成效，近年来20岁左右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供给确实在逐年减少，出现民工荒的珠三角一带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劳动者年龄以及体力等方面的要求特别苛刻；同时，该地区以“三来一补”的订单工业为主，劳动力价格整体水平比较低。这些因素导致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刚进城的一批）会在维持生计还是实现梦想之间有所游移。但假如我们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来做一个定性而非定量的分析的话，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部分在度过冲动徘徊期后，最终还是会做出理性的选择——留城抑或回乡。

　　主持人：尽管，梦想褪色丶希望杳渺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必须面对现实做出艰难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以及若干年后他们的下一代都将面临“融不进城市”的无奈局面？面对他们“离开了城市将去向何方”的迷茫，以及“城市没有我的家”的痛苦，城市及其决策者该如何作为？

　　白南生：未来二三十年，城市人口将会增加一倍。在这样一种认识前提下，面对不断涌进城里寻梦的农民工，城市首先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而不是抱着戒心对待他们；要多一点平等意识，少一些制度歧视。其次，政府和决策专家应达成共识，进而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措施，逐步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第三，政策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动员并整合一些社会资源，来做一些促进城乡融合的事，而不是人为地制造隔膜。

　　曹锦清：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涌向城市，这是城市的引力所致，也是年轻人爱憧憬丶爱冒险的个性使然。但目前各项政策尚在调整过程中，不能指望城市化一步到位，城乡融合马到成功。城市就业与城市化是两个概念。尤其从城乡关系角度看，更是如此。因为农民工的城市化，涉及到住房丶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光靠农民工自身的工资结构要想完成城市化，几乎不可能；如果冀望于短期内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解决2亿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也不太现实。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进城农民工中大约有8%-10%是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其余90%的人还是选择将就业中心放在城市，而将住宅中心和未来的生活中心放在农村。这种状况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延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还会有一个选择丶分化的过程。对于这样一个自发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政策要鼓励而不要压制，如此，真实成长的城市化率才不会是南柯一梦。

　　要求各地及时调整最低工资

　　确保最低工资不因当地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而降低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丶企业联合会和企业家协会，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丶职工平均工资丶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就业状况等相关因素变化情况，及时提出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案。

　　《通知》要求，近两年内只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一次调整的地区，以及近年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明显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和现行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比例明显偏低的地区，2007年年底前原则上都要对最低工资标准再次进行调整。各地要通过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确保最低工资实际水平不因当地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而降低，并随经济增长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