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家庭聚会里，父亲突然谈到了我大学三年级的经历。那时候，我在北大微电子专业读书，要么因为专业成绩太差丶要么因为充沛的利比多难以释放，我成为了一名文学丶思想的爱好者（很遗憾，我既非一名卡拉OK高手，也不是篮球健将，如果可以，我宁可选择它们）。出于一种表现自我的愿望，我和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份学生刊物，名字平庸不堪，它叫《微光》——微电子专业的光芒。

　　那是1997年秋天，王小波热正席卷全国，于是我们模仿他那种既认真又玩世不恭腔调写作。《微光》是一本彻头彻尾的业余杂志，我们用Word 6.0给它排版，插入一些现成的插画，用胶版印刷。后来当我读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杂志和《Harvard Magazine》时汗流不止——我们是如此的业余，从设计到印刷到发行到管理结构。日后我认识到，这种业余感是中国社会普遍的现象，在中国那么多大学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学生组织，没有一份有趣的丶能持续多年的学生报纸与杂志……从盖一栋房子丶开一家餐馆到办一场文艺演出，它们总是充满了显而易见的瑕疵，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了它会是短命的。

　　这本业余水准的《微光》也学习了一些王小波的嘲讽精神，我们取笑了刚刚结束的军训，对于校园里日渐衰微的人文精神表示了感慨和不安，还引用了一位言语偏激的青年教师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讽刺……我怀念年少的冲动，我们把杂志摆放在食堂门口，大声叫卖，那可能是我唯一成功的销售经历。

　　这本杂志很快就酿成了小小的风波。我的父亲被叫到了北大计算机的党委办公室，我已经21岁了，当党委书记仍认定我的父亲对此负有责任。他拿着那本被红笔涂得到处都是杂志，向我父亲询问这些句子是否有别的涵义。而我隔壁的房间里，接受团委书记的思想指导，他问我是不是想成为鲁迅，还提到了张艺谋那种总是暴露国家的黑暗面的电影不好……

　　我惊异于书记们的想象力，这份杂志无意推翻学校体制或是党的体制，我们只是想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些乐趣（或许发生在敏感之地北大——它有学生运动的传统，就被人为夸大）。我不够坚定，成不了异议分子，《微光》运行了四期就关门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国家的政治体制的运转。它首先显得过分脆弱——我想象不出一个三年纪大学生的胡言乱语会到底会怎样伤害一所历史这么悠久丶规模这么庞大的学校，事实上，我可能比绝大部分学生更爱她；它的处理方式则是小事化大式的，我想不出它为何要惊动我的父亲，不仅如此，班里的几位同学还被找去做详细谈话，像是一场捉巫行动——为一个不存在阴谋寻找答案。同样的故事发生我的两位朋友身上，其中一位不过是生命力过分旺盛的家伙，他谈论社会变革的方式就与谈论摇滚乐丶性爱丶诗歌差不多，他生生被一连串的阴谋论逼迫成一个异议分子；另一位则是一名喜欢质疑的年轻作家，热爱回锅肉和长腿姑娘，则被同样一串处理方式，被莫名其妙的塑造成异议作家……

　　这种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如果你不和我站在一起，说同样的话，你就是反对者。就像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一连串考试一样，答案不是A就是B，A与B是不能共同选择的。我成长的过程，似乎就是接受这一连串选择题的过程。社会里充斥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陈词滥调。

　　我们如果要发展，生态必然是被破坏的；社会不安是经济增长的必然后果；我们只能先实现物质富裕，才能谈论精神问题；大环境都是如此，我做什么都没有；我们必须特别缓慢的政治改革，否则就是俄罗斯式的社会震荡；没有了稳定，就没有发展……这种逻辑的最新例证是北京奥运会，它对于国家是如此意义重大，如果你热爱祖国，就不该对它提出任何质疑……

　　这种思维的背后是严重的将世界简化的倾向，即我们相信世界遵循单一的逻辑，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这种思维的单调性立刻就与某种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我们不能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丶寻求方法，只要一听到一些词汇就本能性的紧张，将之视作挑战性的敌人。

　　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不仅不是连续的，而且主要是由突发和混乱构造的，多种矛盾因素会总是并存。就像我们的头脑，它很少是清晰的，在正常情况下，它总是被方向不同的力量所充斥，好像并存着好几个马德堡半球，马匹将之拉向不同的方向。

　　遵循着单一的方向和力量，可以使行动迅速产生效果，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了奇迹般的工业增长，因为它不需要考虑几百万人口的死亡与强制性的集体化。但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的最终崩溃变得难以避免。当切尔诺贝利的危机爆发时，苏联体制显示出一个被长期的思维一致性所主宰的体制的特征——它无力响应一个复杂社会的变化。一开始，它不理会种种征兆的出现，然后试图掩盖，但当无法掩盖时，它又寻找不到有效解决方案——他们从未对此进行过智力上的储备。

　　但事实是，我们有可能在彼此矛盾的力量中，寻找到创新的方式。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因为社会越来越复杂丶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是一个动态平衡，而不是一个静态平衡。很多时刻，你不再能做出非黑即白的决定，因为单纯导向任何一方所带来的结果，都可能导致未来的灾难。就像今天的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只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增长上，如今生态丶教育丶医疗丶社会保障体系丶社会心理丶文化都在进行它们各自的报复。而在十年前，我们从不理会这种警告，只是把它们当作“进步的阻碍”。

　　建造一座大桥，一个体育场馆，一座工厂，没有那么大的困难，因为它们大多建立在一个线性思维的基础上。但是缔造一个健康的社会，难度却大得多。多元价值观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除去最重要一点——它是人类独立精神的需求，同样有着非常实用的目的：不同的价值观，对为社会提供了不同的智力和情感储备，它们回在社会遭遇到这方面的挑战时，发挥作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情感与心理上的如此焦灼与迷惘，不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丶作家群体在过去十年的彻底缺席的结果吗？而且在不同声音的争论中，社会行动或许没那么快，却可能是痛苦最小的。

　　1978年后的一代中国人，遵循着“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丶“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那是邓小平一代人经验所致。他们所经历的文化革命丶政治混乱，不是来自于争论，而是因为它不允许真正的争论。而现在，我们需要一些真正的争论，重新思考社会存在的意义丶发展的不同路径。中国的官僚机构长期有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名声，不正是他们头脑中不愿意理解现实复杂性的代价吗，在这个政治生态中是一个“一切都向上级负责”的单向道，官员们闭塞了自己的视听和思维，而之对上面的信号反应灵敏。这种方式在面对一个如此问题丛生丶变化如此之快的中国时显得力不从心。他们经常错误的树敌，把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力量，理解成敌对的力量。就像我在大学的经历，我相信除去个体的虚荣心，我也期待能以我的方式为大学做些什么，但是他们怀疑一切和他们不同的声音。